台北地檢署偵辦空軍作戰司令部謝姓女童遭姦殺案，認定命案廁所窗戶木板條的「掌紋」與許榮洲相符，且沾有被害女童的血跡。空軍作戰司令部1996年發生女童命案，當年遭指控犯案的江國慶隔年立即遭槍決，全案經監察院於2010年間糾正後，檢察總長黃世銘要求重啟調查。台北地檢署歷經4個月調查後，今天偵查終結。起訴書指出，許榮洲當時在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警衛連服役，1996年9月12日上課完畢後，在福利餐廳的交誼廳見被害女童獨自看電視，竟將女童強行抱進廁所內、脫光女童衣服。檢方根據重新鑑識後的證物認定，許榮洲用左手食指猥褻女童，導致女童血液噴灑至牆門框、地板等處，謝姓女童因疼痛大聲喊叫，許再用右手摀住女童口鼻，避免女童掙扎喊叫，導致女童窒息死亡。許榮洲為掩飾犯行，將女童屍體塞到釘有2根橫隔木條窗戶的間隙中，並推移出窗外；女童屍體掉落窗外後，頭部撞擊廁所外的水管，造成水管破裂。許榮洲先用女童衣物擦拭廁所血跡，再以木板、樹葉覆蓋女童屍體掩飾。檢方偵查，命案廁所窗戶木板條上的「掌紋」及死者的血跡有高度聯結，但因關鍵證物橫隔木條未尋獲，只有照片。檢方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擬手掌沾有血液、汗液與仿製木條接觸後，研判許榮洲手掌確曾接觸木條。檢方並將許榮洲送交精神鑑定，確認許榮洲在偵辦期間的供述，雖有少部分前後不一，但不影響自白真實性。起訴書指出，許榮洲經陳若璋教授鑑定為「輕度智能障礙固著型戀童症者」，但不影響中長程情節記憶能力，因此採信許榮洲自白說詞。檢察官審酌許榮洲為達猥褻目的，不惜殺害女童，手法凶殘；但因許屬智能障礙患者，心智年齡僅約9到12歲間，成長時期性經驗受創，且於1996年江國慶尚未判決確定前即自白犯案，足見許良心未泯，沒求處極刑。檢察官認為，許榮洲為典型的固著型戀童症者，已形成穩固的犯罪模式、路徑，需要較長刑期進行矯治以防再犯，最後依殺人罪起訴，對他求刑20年。（以上新聞資料摘要自2011年5月24日聯合晚報）
從臺北地檢署2011年5月25日公布許榮洲性侵害殺人案之起訴書（100年度偵字第3122號）檢視當代性侵害犯罪偵查遭遇困境與未來值得研究議題，說明如下：
（一） 檢察官提示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1997年5月28日精神鑑定報告記載被告於1997年5月4日至臺中市大中保齡球館打球時，看見5歲孔姓女童自行進入廁所，隨即尾隨進入，強行將孔姓女童抱入廁所隔間，對女童性侵得逞。上揭鑑定報告認為被告自幼即有發展遲緩、學習能力差、語言溝通能力不佳、社交能力與人際關係互動技巧不良，其精神狀態已達精神耗弱程度，但尚未達心神喪失之情境。
（二） 檢察官提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於2003年8月8日精神鑑定報告記載被告於2003年4月2日至桃園縣大園鄉溪海村王厝社區訪友時，看見年滿5歲雙胞胎女童甲女、乙女在社區遊戲，便向兩名被害女童誆稱找媽媽，誘拐至臺中市、臺中縣太平市等處所，以手指連續猥褻女童得逞。該份鑑定報告評估被告整體智商屬於輕度智能障礙（56-57分之間）、性犯罪再犯率為88％，且被告兩次性侵害犯罪對象均為女童，應懷疑發展成戀童癖之傾向。而且，依據心理測驗評估結果：「被告智力在輕度智能不足範圍，對衝動控制力判斷不佳、是非道德判斷思慮不足，但被告對案發前後的交待說明一致清楚，顯示案發當時心神正常」。
（三） 檢察官於2009年、2011年函請陳若璋教授對被告進行鑑定訪談，陳教授認為被告屬於「輕度智能障礙固著型戀童症者，衝動控制與壓力因應相對較弱，已有固定之性侵害行為模式」。又，「被告雖屬輕度智能障礙仍具有適當的理解、自主回答的可能性；被告即使在未被引導及僅提供簡單線索下，對曾發生事件之情節記憶，即使追溯國小時期，亦能清楚回答；因之推論，無論被告涉案與否，其應亦可回憶15年前，謝姓女童案發前後之相關事宜」。故，「以被告的智力程度來看，僅能推論其即使承認虛構之犯罪事實，也不易對該事件所涉及明確細節，有穩定且一致性之陳述」。
（四） 檢察官列舉被告於1996年性侵殺害謝姓女童動機為「裏面有小女孩，我想玩一玩」、1997年性侵孔姓女童動機為「看見小女孩進入廁所，就有衝動想強暴她」、2003年性侵桃園大園鄉雙胞胎姊妹動機為「看她們可愛就用手摸她們的身體」等犯罪事實，顯見被告有固著、停滯於偏差性行為現象，後續值得針對被告之「犯罪前階段」歷程（情緒狀態、偏差性幻想、認知扭曲部分及犯案計畫等）進行訪談。此外，檢察官根據被告獨特作案手法具有固定犯罪路徑起訴論罪，這種論證方式符合Crabbe(2008)所主張「行為一致性假設」(consistency hypothesis)：犯罪者的核心人格特質是穩定且不易變動；相同犯罪者於不同案件中相似作案手法(modus operandi,M.O.)與其獨特簽名特徵(Signature)，具有行為一致性(consistency)，據此犯罪剖繪之基本假設適合發展案件連結(case linkage)技術進而縮小偵查範圍。然而，這種應用犯罪剖繪原理起訴論罪方式，如何通過法庭交互詰問辯證程序與堅守嚴格證據主義之論罪原則的洗禮，值得後續觀察價值。
（五） 法務部調查局第六處鑑定人李復國曾於1996年5月7日對被告許榮洲（簡稱被告）進行測謊鑑定，然因被告智能較低故不宜接受測謊；但檢察官質疑鑑定人僅只有接受280小時馬里蘭州測謊單位訓練，並不具心理、心理諮商、犯罪學研究專業知識或證照，故其鑑定訪談結果僅有實務經驗，不具備任何理論研究、實務支持。揆諸上揭說明，檢察官採用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及陳若璋教授等專家鑑定報告，駁斥法務部調查局鑑定訪談意見，說明本研究釐清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之犯罪歷程，從鑑別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之作案手法特徵；到分析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在成長背景環境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之犯罪歷程之決意因子與再犯風險因子差異；對於性侵害再犯危險性的監控與處遇具有研究價值。
（六） 發現真實以實現正義，乃刑事訴訟終極目標。惟古今中外皆見訊問者亟欲達成偵訊目的，進行訊問過程中以不當提問方式暗示受訊問者，或以誘導方式積極引導受訊問者，甚至以脅迫逼迫及刑求受訊問者，終導致不正確供述與自白進而產生法庭誤判結果之憾事(朱朝亮，2003：28)。本案另一位被害人江國慶遭到當時不具軍法警察官或軍法警察身分之反情報總隊柯仲慶、鄧振環、何祖耀、李書強、李植仁等人，為求破案表現，擬議先對江國慶施以禁閉處分，其後再以觀看謝姓女童解剖錄影帶、體罰、眼罩矇眼、營造偵訊現場恐怖氣氛、夜間長時間訊問及強光照射威嚇等不法取供。上述不法取供、刑求造成江國慶身心健康狀態已達極限，進而形成虛偽自白。因此，何種類型偵訊壓力、偵訊人員的態度、偵訊訪談方式、偵訊訪談環境及受訊問者當時身心狀態等影響被告產生虛偽自白之機率，亦是值得關注研究焦點。
2011年6月2日 星期四
2011年5月7日 星期六
生命歷程理論驗證－以連續性侵害加害人為例
生命歷程理論驗證－以連續性侵害加害人為例
范兆興
多數性侵害加害人之早期生活經驗與犯罪動機的脈絡是隱含不明，部分研究發現個案談其早期生命經驗時都比較簡短、被動，多數個案面對犯罪原因時，傾向歸咎於犯罪前挫折與壓力事件，而無法意識或連結早期生命事件與犯罪關聯性。因此，本研究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出發探討不良生命經驗、信念因子如何影響其日後性侵害犯罪內在動機，可提供矯治人員找出療效因子，進行更精準性侵害處遇治療。
另外，我們將犯罪視為動態變化過程，犯罪者會受到環境因子的影響而改變作案手法，並且依據過去成功經驗改變錯誤犯罪方式，隨時修正他們犯案的技巧。身為犯罪偵查人員最想清楚掌握性侵害加害人之犯罪決意歷程，因此，本研究採用理性選擇觀點提供偵查人員簡單、清晰犯罪三個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行為歷程，俾利針對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研擬偵查策略。
一、發展犯罪學觀點
從發展心理學角度分析個體能否發展正常人格與社交能能，取決於個體的先天遺傳因子、後天環境因子（早期的家庭環境）、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等三大類因子；發展心理學家從「隔離猴」實驗中得到「人格與社交能力的發展是否有關鍵期」重要啟發。如果一隻新生的小猴子，從出生就與猴群隔離豢養，且時間長達一年以上，則這隻小猴子，有可能錯過一生中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關鍵期」，無法學習如何與其他猴群進行社交活動。當這隻小猴子被釋放出來之後，會呈現出「孤僻」的性格特徵，且明顯的表現出缺乏社交能力。之後，「隔離猴」兩性互動及親職角色的扮演上，亦會出現嚴重的不適應現象。我們進一步思考究竟被隔離的過程中，被『剝奪』了什麼？多數心理學家認為是：「母親的關愛」與「與同儕的嬉戲」。(1)母親的關愛：回到「布媽媽」的身邊。除了基本生理上的照顧外，還要有「溫暖與安全」的對待，才可以讓幼兒的人格與社交能力有比較健全的發展。(2)與同儕的嬉戲：心理學家發現幼兒之間的互動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章法可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遊戲進程」、「規則」及「輪流」等控制歷程的學習。反思，性侵害加害人早年生命脈絡中不良經驗，是否成為其心理陰影並成為性侵害加害人犯罪內在動力的來源，以及犯罪的潛在因子。生命的發展與變遷應該要貫穿個體生命的整個過程，而不應該侷限於某個特定階段，我們發現許多關於探索個體犯罪原因研究文獻(譬如Hirschi提出社會控制理論就被常用說明與驗證青少年從事偏差與犯罪活動之著名犯罪學理論 )，但多僅只於個體青少年時期而忽略中年、老年時期；而且這種犯罪學理論屬於靜態模型，無法更適當與彈性解釋犯罪行為發展與變遷能力(陳曉進，2007:88)。因此，只有採用發展心理學研究視角，轉向從人類個體的生命發展過程，聚焦個人的先天遺傳因子、後天環境（早期的家庭環境）、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風險因子(risk factors)與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犯罪之關係(Riquero, Farrington, Nagin & Moffit,2010:152)。此外，傳統犯罪學的早期風險指標(智商不足、心理病症、人格缺陷)，並無法準確的預測其成年後的長期犯罪轉折或變化，要以動態（dynamic）眼光看待生命犯罪事件的轉折改變。
Sampson 和Laub於1993年撰寫犯罪的形成(Crime in the Making)書中，將生命歷程的基本框架和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結合，提出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Theory of 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來解釋個體犯罪的持續和變遷。Sampson 和Laub 修正和延伸了Hirschi 的社會控制理論。Sampson和Laub 認為，社會控制不僅能解釋青少年犯罪，它也能用來解釋個體在其生命過程中犯罪行為的穩定和變遷。他們認為，在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社會群體和社會機構發揮不同程度的控制作用。童年時期個體之偏差行為可歸咎於家庭功能不彰、父母疏於管教與教導，青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可借用Hirschi所提社會鍵功能未能適時發揮效用，偏差行為之學生未能完全融入學校活動、對於學校安排課業活動沒有興趣導致課業成績低落；當從青少年步入成人階段，婚姻與職場活動取代學校與家庭父母成為重要社會控制之機制。生命歷程理論比傳統犯罪學理論(譬如理性選擇理論、日常活動理論、社會控制理論)，生命歷程理論最大貢獻在於它以動態，而非靜態的視角研究個體犯罪行為。從動態的視角觀察整個生命過程，包含個體的童年→青少年→成年時期犯罪行為的變遷歷程，及個人所遭遇生命事件(求學、交友、結婚、投入職場)、所處社區鄰里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因子的變遷對其犯罪軌跡的影響。換句話說，傳統的犯罪學理論主要研究個體間(Between individual)犯罪行為的差異，譬如Gottfredson與Hirschi所提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一般化犯罪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rime)所關注焦點於個人的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程度差異與犯罪機會及社會鍵(social bonding)等影響日後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變數；而生命歷程理論研究個體間犯罪行為的差異以及個體內(Within-individual)犯罪行為的穩定和變遷。所以，就理論層次而言，生命歷程理論提供一個研究犯罪行為的全新的理論視角，強調各個生命歷史階段的重要性，與如何全面地看待個體不同生命歷史階段之間犯罪行為的聯繫及各種因子彼此影響。生命歷程理論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社會學界仍然處於初始階段。然而，這理論體系對中國犯罪學的研究，具有前瞻性。過去二三十年間，中國大陸經歷了急劇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變遷，尤其表現在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潮。這些社會變遷對個體的生命軌跡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當一個農民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他（她）如何面對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社會環境的變遷？如果他們的子女一起遷移到城市，這種環境的改變會如何影響到他們後代的心理和行為的發展？透過微觀個體行為和社會宏觀結構的變遷，生命歷程理論可提供全新的視角，作為對應政策的制訂指導理論(陳曉進，2007:102-105)。綜上所述，本研究將Gottfredson與Hirschi所提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一般化犯罪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rime)，及Sampson 和Laub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Theory of 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進行理論比較，如表1。
本研究以Sampson 和Laub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檢視犯下34件性侵害、竊盜、搶劫財物、盜匪等案件，被稱為「華岡之狼」楊姓受刑人之生命歷程。楊姓個案早期生命經驗為生活單調與無聊，之後發生外公揚言殺害母親，加上外公因故自殺等家庭衝突負面經驗；孕育個案孤單、沉悶情緒需要發洩出口。當個案國中青春期偷窺堂姐洗澡經驗雖然被發現與糾正，逐漸發展無聊生活中刺激與新鮮感，日後其發展成由偷窺變成侵入住宅，脅迫被害女子就範等固定性侵害犯罪模式。此外，個案扭曲性認知：「猥褻不是傷害沒有真的插入，沒有讓人流血，並沒有傷害的對方」，更是讓其不斷重複犯案之催化劑。個案在青少年時期由於家庭控制社會鍵並未能發揮效用，導正其偷窺堂姐洗澡錯誤行為，加上本身自我控制能力不佳。個案之後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早期生活經驗形成自卑、沉悶負面情緒特質」→「特定欲求」→「先前犯案經驗被喚起」→「遭逢近期生活不愉快事件之壓力」→「犯罪動機被激發」→「以性幻想瘦的、中等身材對象，單獨走在道路犯案對象身影」→「個體與現實生活扮演角色解離」→「腦海浮現犯罪劇本」→「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再以合理化等認知扭曲方式消除罪惡感」→「再次遭逢生活中類似不愉快壓力事件」→「再次循環相同作案路徑繼續犯案」。
個案出獄後受到許多社會支持，譬如教會提供關懷並提供工作機會、官方持續的強制治療與電子監控，讓其不再犯罪。此外，個案對性侵害輔導教育的看法，如後：
（一） 回想幾次假釋被拒絕時差點崩潰「我那麼努力為什麼別人都看不見」，後來是宗教讓自己覺得還有一絲希望，才覺得「自己的努力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給自己機會」。覺得多數的輔導教育感覺都不錯，這也是國家花錢給自己的一個機會，可以證明自己做得不錯。現在參加個別治療時什麼也不想，算是一個休息的地方，沒什麼好隱瞞也不需要擔心心理師怎麼看待自己。
（二） 想到前陣子新聞看到出獄後的強制治療，擔心不知道是用什麼方式進行。認為如果只是用鐵窗無期限的把人關起來「如果讓受刑人看不到希望，那這個過程只是讓不滿和絕望一直累積，如果哪一天讓他離開鐵窗，一定會有報復性的犯案，那樣來是在傷害社會，所以應該要持續提供他教導，也讓他看得到希望在哪裡」。
從個案看法我們應該持續正面積極人性本善角度，治療連續型性侵害加害人其扭曲認知。沈勝昂(2011)建議可從改變治療者與個案之間緊張對立關係，治療者可主動釋放較多自己對治療的困擾及擔心，邀請個案一起來檢視兩人目前的關係及治療態度。其次，重新延伸個案許多自我控制下來的情緒，背後是否有對過去的積怨、對生命變化的不滿、對未來的懷疑。再者，了解個案在目前這個職涯轉戾點上，對於過去關注、監察他的人的看法，看個案如何面對這些人在其犯罪後人生出現的意涵、對他們的依賴、失望或敵視。最後，面對這些關係及情緒後，仍需找尋屬於個案自己的態度或力量，支持個案未來即使遇到意料之外的挫折，還能夠維持目前對未來的期望而不自我放棄的原因。
表1、社會控制理論、一般化犯罪理論及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比較
理論
比較項目 社會控制理論 一般化犯罪理論 逐級年齡非正式
社會控制理論
研究者 Hirschi(1969) Gottfredson ＆ Hirschi(1990) Laub ＆ Sampson(2003)
理論主張
犯罪成因 社會、自我、情境等控制機制之缺陷，舊個人而言學校、家庭、傳統道德依附等社會鍵缺陷。
1. 依附(attachment)
2. 奉獻(commitment)
3. 參與(involvement)
4. 信仰(belief) 1. 犯罪定義：以『力量』、『詐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
2. 犯罪的發生＝犯罪機會＋低自控制且具有動機之犯罪者
3. 犯罪機會＝合適被害標的物＋缺少有能力監控者＋有動機犯罪者
4. 負向的生命事件僅是低自我控制不同型態的表現，並不能屏除於犯罪、偏差的討論領域外之。
5. 轉捩點是一種自我選擇的結果，即決定先於行為。 1. 重視個人與社會鍵（依附、奉獻、參與、信仰）的聯結。
2. 以個人少年時期的社會控制程度（社會鍵強弱），解釋少年的偏差行為肇因。
3. 『低自我控制』程度差異仍是少年時間偏差肇因。成年時期的『婚姻』幸福、『職業』良窳等兩個社會鍵，主導個人成年日後是否從事偏差行為。
4. 個人少年時期的『自我控制』特質並不會持續、穩定到成年時期。
年齡效應 三個理論均認同『年齡』與『犯罪』相關，於少年中期達到高峰，然後因個人步入家庭、投身職場等兩個因子，犯罪再犯情形急遽下降。
『社會控制理論』與『自我控制理論』均認為『個人犯罪傾向如低自我控制特質一旦形成，終生難以改變』。 1. 縱貫式研究，年齡與犯罪原因變項彼此有關聯。
2. 不同犯罪類型與族群所產生再犯情形不同。
3. 以犯罪學傳統早期風險指標，並無法準確預測成年後再犯情況。
機構參與之看法(工作、婚姻、服役) 終止犯罪的途徑：婚姻/配偶、軍隊/服役、矯正學校、鄰里改變，這四個轉折點產生機制：
1. 切斷過去不良的影響
2. 提供監督/控制，社會支持與成長機會
3. 改變日常活動的結構或型態
4. 提供自我認同的改變
理論間整合與應用 (1) 兒童、青少年時期：社會控制對偏差/犯罪行為影響巨大。
(2) 少年、青年時期：自我控制的影響逐漸取代『社會控制』的力量。
(3) 成年以後時期：非正式社會控制與『婚姻』、『職業』等社會鍵等影響力不容忽視。
Wolf(1984)認為性侵害加害人早期曾經歷被虐待的經驗，這些成為『潛在原因』，而使得加害人發展出偏差的性行為。這些早期的經驗包括：(1)遭受身體虐待或性侵害的經歷。(2)在一個喪失功能的家庭中長大。(3)暴露在虐待的環境中。因而發展出以自我中心、自我形象低、扭曲的思想、強迫性的思想及行為、社會的疏離、及佔有慾。故在遭逢壓力事件時，加害人無有效因應的對策，便會開始漸漸步入性侵害的循環中。
Beech & Ward(2004)指出，性侵害行為發生的原因通常並非單純地只為滿足生理上的需求，透過臨床的評估可以發現，性侵害加害人往往存有不良的自我概念、扭曲的認知信念、以及某種犯案的內在動機(需求)，而這些不良的自我、信念與動機的形成經常是與其早年生命發展經驗有關。譬如：偏差的性衝動，這些性侵害特質一旦穩定形成之後，就像所謂的人格特質一樣，若是在成年後的某些時刻，遭遇特定的狀態因子(state factor)，就會使得加害人陷入「再犯的高危險狀態」。
沈勝昂(2009)認為性侵害加害人早年生命脈絡中不良經驗的影響，使得其自我概念、信念系統與基本(需求)動機受挫或不滿足的累積，爾後持續發展的負向事件為後來個人的生命經驗(如生活壓力、挫折)加深該樣的人格傾向，並形成某種特定的內在需求，這些特定的需求爾後亦自然地成為性侵害加害人犯罪內在動力的來源，以及犯罪的潛在因子。沈勝昂、范兆興(2010a)曾以臺中監獄284位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亂倫型25名、其他不同類型性侵害犯259名）為研究樣本，分別從成長背景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等四個階段，採用量化途徑檢驗性侵害之犯罪歷程的決意因子，區辨亂倫犯與其他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之差異，並與學者陳若璋(2002)、Lung(2004)及Hartley(1998)、Beauregard(2007)研究結果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早期亂倫實證研究焦點著重人格特質的探索，然這樣研究不足詮釋亂倫之犯罪動機與促發情境因子彼此互動關係，必須追溯亂倫犯早年的生活經驗與成長背景，才能更深究亂倫犯動力；另外，從認知心理學觀點提出治療亂倫犯可從強化形塑道德情緒（如罪惡感、羞恥感），並對於亂倫犯扭曲的認知想法（cognitive distortions）或是合理化自己亂倫行為等反抑制機制的進行研究(陳若璋，2002:4；Hartley,2001:464)。因此，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切入亂倫個案早期生活經驗，發現可由「事先存在因子」、「後續持續因子」及「立即觸發因子」等三種因子連結形塑犯罪動機。並從上述研究樣本15名亂倫犯生活情境因子與犯罪動機關聯性，他們犯罪動機如後（從性侵害評估報告書登載內容進行分析），如後：
(一) 性需求的滿足(a need for sexual gratification)計有5名、
(二) 發洩現實生活困境與遭遇挫折壓力(seeking an outlet from the dissatisfaction in their lives)計4名、
(三) 表現不適當情感或疼愛子女舉動(contact as an inappropriate way to show affection or love)計3名、
(四) 認知扭曲想法，將父權思想過度放大計3名。
表2、比較戀童型、亂倫型及輪暴型性侵害犯之犯罪歷程差異（臺中監獄性侵害評估報告為主）
比較項目 亂倫型
N＝25 戀童型
N＝2 輪暴型
N＝2
1.事先存在因子 個案7（一）與前妻互動關係疏離且多次衝突；（二）與前妻在經濟分配上意見不合；（三）和子女關係多以物質滿足為主；（四）以酗酒來紓解壓力；（五）少與同儕或家人討論個人想法。 個案1平時的性發洩以手淫為主，每個月發薪日即是嫖妓日；並且有濃厚興趣蒐集與觀看色情影片及影帶。 個案3本身衝動性高、主觀、難以接受他人不同想法，父母管教多為打罵方式，課業表現不佳，深感自卑、挫折，以紀律與義氣尋求同儕與師長之認可，但國中畢業後未如己意就讀軍校，對父親深感憤怒與欺騙感，欲脫離家長的管束。
2.後續持續因子 個案7本身大男人主義想法重，影響事件的判斷能力。 個案1平時生活無趣，會四處走動到電動玩具店、網咖，消磨時間，上網咖期間認識被害者，並且提供被害者金錢上網咖，藉以建立彼此良好互信機制。
個案3本身遭遇挫折後隨即上網交友並約外出見面，雙方言談互動中含有性暗示，而是被害者願意與個案3發生性行為，且認為兩情相悅並未對不起被害者。
3.立即觸發因子 個案7本身性生理需求，與女兒共處一室，及女兒畏懼父親權威等因子。 個案2利用擔任導師職務，可與班級女童單獨相處機會，藉由關心與愛護學生藉口，實施性侵。 個案3與網友見面後，對方表示欲離家出走，與個案3宿舍同居，雙方經身體接觸並未遭到被害者拒絕，引發生性衝動進而發生性行為。
4.危險因子(犯罪動機) 個案7本身（一）對性知識的偏差與想法的扭曲；（二）將父權思想的角色過度放大；（三）家庭角色功能的不平衡，自以為自己可以一個人去要求大家做出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四）過度擔心被害人會做出侵犯他人的行為。 個案2獨自觀看Ａ片，加上個人性生理需求未獲滿足，利用擔任導師職務長期接觸女童，瞭解學生對師長的需求與敬畏。 個案3經評估有強暴迷思，個人衝動情緒管理不佳，兩性平權觀念不成熟，認知扭曲、凡事以自我中心想法。
個案4本身有吸食毒品與性侵害抱持僥倖可以躲避警方追捕的心態。
5.危險情境 個案7本身妻子及被害人對於自己過於信任以及不敢忤逆他；加上家中無其他的長輩可以約束自己。
個案6看Ａ片劇情是關於亂倫情節，且太太不在，與女兒獨處時。 個案1單獨與未成年少男相處機會。
個案3如遭遇工作壓力與家庭、人際衝突所感到的挫折與沮喪、憤怒等危險情境，尋求壓力紓解之道。
6. 看A片與性幻想 個案11透過看Ａ片有關亂倫情節，自己覺得應該透過親人的身體體驗，可以提升對異性的瞭解。 個案2看Ａ片、有異常性幻想（老師對學生）。
7. 扭曲的認知內容 個案7認為女兒未拒絕即表示女兒同意。
個案13認為既然你從事援交，我也可以花錢買性交易、反正你不是我女兒。 個案1認為從A片中學習到，認為新奇、好玩。
個案2對學生是同情生愛，女童早熟也知道性愛，沒有強迫被害者。
個案3認為兩情相悅，對方亦主動要求交往，也可能只是玩玩，我對對方也很好，其他友人也是如此。
小結：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分析亂倫個案早期生活經驗，可由「事先存在因子」、「後續持續因子」及「立即觸發因子」等三種因子連結塑造犯罪動機（力）；譬如，個案7「與前妻互動疏離且常發生衝突，習慣以酗酒紓解壓力」→「本身大男人沙文主義濃厚，習慣對事情固執己見」→「利用與女兒共處一室機會，與女兒畏懼父親權威」→「發生亂倫行為，解決本身性生理需求」。這樣看法與學者陳若璋(2002)的研究結果一致，該研究發現「壓力宣洩型」亂倫父親對婚姻中對妻子（或前妻）感到不滿，認為妻子、女兒都是他們的財產，自己可以任意對待，因而將亂倫行為視為對於妻子不滿的渲洩。
另外，我們從楊姓個案身心治療過程歸納避免再犯之道，如後：(一)避免陷入高危險情境：由於個案覺得無聊就容易陷入性上癮循環路徑，因此治療者或家人應該積極協助個案找尋自我與生命的方向及目標，脫離自卑與疏離負面情緒。(二) 阻止犯案：協助個案自我覺察性上癮犯罪循環，增加自我控制能力；輔以嫌惡刺激行為治療導正錯誤認知扭曲，進而建立正確觀念指引。(三)立即聯絡危機求助資源之建立，發展有效的危機之求助系統。
范兆興
多數性侵害加害人之早期生活經驗與犯罪動機的脈絡是隱含不明，部分研究發現個案談其早期生命經驗時都比較簡短、被動，多數個案面對犯罪原因時，傾向歸咎於犯罪前挫折與壓力事件，而無法意識或連結早期生命事件與犯罪關聯性。因此，本研究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出發探討不良生命經驗、信念因子如何影響其日後性侵害犯罪內在動機，可提供矯治人員找出療效因子，進行更精準性侵害處遇治療。
另外，我們將犯罪視為動態變化過程，犯罪者會受到環境因子的影響而改變作案手法，並且依據過去成功經驗改變錯誤犯罪方式，隨時修正他們犯案的技巧。身為犯罪偵查人員最想清楚掌握性侵害加害人之犯罪決意歷程，因此，本研究採用理性選擇觀點提供偵查人員簡單、清晰犯罪三個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行為歷程，俾利針對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研擬偵查策略。
一、發展犯罪學觀點
從發展心理學角度分析個體能否發展正常人格與社交能能，取決於個體的先天遺傳因子、後天環境因子（早期的家庭環境）、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等三大類因子；發展心理學家從「隔離猴」實驗中得到「人格與社交能力的發展是否有關鍵期」重要啟發。如果一隻新生的小猴子，從出生就與猴群隔離豢養，且時間長達一年以上，則這隻小猴子，有可能錯過一生中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關鍵期」，無法學習如何與其他猴群進行社交活動。當這隻小猴子被釋放出來之後，會呈現出「孤僻」的性格特徵，且明顯的表現出缺乏社交能力。之後，「隔離猴」兩性互動及親職角色的扮演上，亦會出現嚴重的不適應現象。我們進一步思考究竟被隔離的過程中，被『剝奪』了什麼？多數心理學家認為是：「母親的關愛」與「與同儕的嬉戲」。(1)母親的關愛：回到「布媽媽」的身邊。除了基本生理上的照顧外，還要有「溫暖與安全」的對待，才可以讓幼兒的人格與社交能力有比較健全的發展。(2)與同儕的嬉戲：心理學家發現幼兒之間的互動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章法可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遊戲進程」、「規則」及「輪流」等控制歷程的學習。反思，性侵害加害人早年生命脈絡中不良經驗，是否成為其心理陰影並成為性侵害加害人犯罪內在動力的來源，以及犯罪的潛在因子。生命的發展與變遷應該要貫穿個體生命的整個過程，而不應該侷限於某個特定階段，我們發現許多關於探索個體犯罪原因研究文獻(譬如Hirschi提出社會控制理論就被常用說明與驗證青少年從事偏差與犯罪活動之著名犯罪學理論 )，但多僅只於個體青少年時期而忽略中年、老年時期；而且這種犯罪學理論屬於靜態模型，無法更適當與彈性解釋犯罪行為發展與變遷能力(陳曉進，2007:88)。因此，只有採用發展心理學研究視角，轉向從人類個體的生命發展過程，聚焦個人的先天遺傳因子、後天環境（早期的家庭環境）、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風險因子(risk factors)與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犯罪之關係(Riquero, Farrington, Nagin & Moffit,2010:152)。此外，傳統犯罪學的早期風險指標(智商不足、心理病症、人格缺陷)，並無法準確的預測其成年後的長期犯罪轉折或變化，要以動態（dynamic）眼光看待生命犯罪事件的轉折改變。
Sampson 和Laub於1993年撰寫犯罪的形成(Crime in the Making)書中，將生命歷程的基本框架和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結合，提出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Theory of 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來解釋個體犯罪的持續和變遷。Sampson 和Laub 修正和延伸了Hirschi 的社會控制理論。Sampson和Laub 認為，社會控制不僅能解釋青少年犯罪，它也能用來解釋個體在其生命過程中犯罪行為的穩定和變遷。他們認為，在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社會群體和社會機構發揮不同程度的控制作用。童年時期個體之偏差行為可歸咎於家庭功能不彰、父母疏於管教與教導，青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可借用Hirschi所提社會鍵功能未能適時發揮效用，偏差行為之學生未能完全融入學校活動、對於學校安排課業活動沒有興趣導致課業成績低落；當從青少年步入成人階段，婚姻與職場活動取代學校與家庭父母成為重要社會控制之機制。生命歷程理論比傳統犯罪學理論(譬如理性選擇理論、日常活動理論、社會控制理論)，生命歷程理論最大貢獻在於它以動態，而非靜態的視角研究個體犯罪行為。從動態的視角觀察整個生命過程，包含個體的童年→青少年→成年時期犯罪行為的變遷歷程，及個人所遭遇生命事件(求學、交友、結婚、投入職場)、所處社區鄰里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因子的變遷對其犯罪軌跡的影響。換句話說，傳統的犯罪學理論主要研究個體間(Between individual)犯罪行為的差異，譬如Gottfredson與Hirschi所提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一般化犯罪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rime)所關注焦點於個人的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程度差異與犯罪機會及社會鍵(social bonding)等影響日後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變數；而生命歷程理論研究個體間犯罪行為的差異以及個體內(Within-individual)犯罪行為的穩定和變遷。所以，就理論層次而言，生命歷程理論提供一個研究犯罪行為的全新的理論視角，強調各個生命歷史階段的重要性，與如何全面地看待個體不同生命歷史階段之間犯罪行為的聯繫及各種因子彼此影響。生命歷程理論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社會學界仍然處於初始階段。然而，這理論體系對中國犯罪學的研究，具有前瞻性。過去二三十年間，中國大陸經歷了急劇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變遷，尤其表現在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潮。這些社會變遷對個體的生命軌跡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當一個農民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他（她）如何面對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社會環境的變遷？如果他們的子女一起遷移到城市，這種環境的改變會如何影響到他們後代的心理和行為的發展？透過微觀個體行為和社會宏觀結構的變遷，生命歷程理論可提供全新的視角，作為對應政策的制訂指導理論(陳曉進，2007:102-105)。綜上所述，本研究將Gottfredson與Hirschi所提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一般化犯罪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rime)，及Sampson 和Laub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Theory of 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進行理論比較，如表1。
本研究以Sampson 和Laub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檢視犯下34件性侵害、竊盜、搶劫財物、盜匪等案件，被稱為「華岡之狼」楊姓受刑人之生命歷程。楊姓個案早期生命經驗為生活單調與無聊，之後發生外公揚言殺害母親，加上外公因故自殺等家庭衝突負面經驗；孕育個案孤單、沉悶情緒需要發洩出口。當個案國中青春期偷窺堂姐洗澡經驗雖然被發現與糾正，逐漸發展無聊生活中刺激與新鮮感，日後其發展成由偷窺變成侵入住宅，脅迫被害女子就範等固定性侵害犯罪模式。此外，個案扭曲性認知：「猥褻不是傷害沒有真的插入，沒有讓人流血，並沒有傷害的對方」，更是讓其不斷重複犯案之催化劑。個案在青少年時期由於家庭控制社會鍵並未能發揮效用，導正其偷窺堂姐洗澡錯誤行為，加上本身自我控制能力不佳。個案之後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早期生活經驗形成自卑、沉悶負面情緒特質」→「特定欲求」→「先前犯案經驗被喚起」→「遭逢近期生活不愉快事件之壓力」→「犯罪動機被激發」→「以性幻想瘦的、中等身材對象，單獨走在道路犯案對象身影」→「個體與現實生活扮演角色解離」→「腦海浮現犯罪劇本」→「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再以合理化等認知扭曲方式消除罪惡感」→「再次遭逢生活中類似不愉快壓力事件」→「再次循環相同作案路徑繼續犯案」。
個案出獄後受到許多社會支持，譬如教會提供關懷並提供工作機會、官方持續的強制治療與電子監控，讓其不再犯罪。此外，個案對性侵害輔導教育的看法，如後：
（一） 回想幾次假釋被拒絕時差點崩潰「我那麼努力為什麼別人都看不見」，後來是宗教讓自己覺得還有一絲希望，才覺得「自己的努力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給自己機會」。覺得多數的輔導教育感覺都不錯，這也是國家花錢給自己的一個機會，可以證明自己做得不錯。現在參加個別治療時什麼也不想，算是一個休息的地方，沒什麼好隱瞞也不需要擔心心理師怎麼看待自己。
（二） 想到前陣子新聞看到出獄後的強制治療，擔心不知道是用什麼方式進行。認為如果只是用鐵窗無期限的把人關起來「如果讓受刑人看不到希望，那這個過程只是讓不滿和絕望一直累積，如果哪一天讓他離開鐵窗，一定會有報復性的犯案，那樣來是在傷害社會，所以應該要持續提供他教導，也讓他看得到希望在哪裡」。
從個案看法我們應該持續正面積極人性本善角度，治療連續型性侵害加害人其扭曲認知。沈勝昂(2011)建議可從改變治療者與個案之間緊張對立關係，治療者可主動釋放較多自己對治療的困擾及擔心，邀請個案一起來檢視兩人目前的關係及治療態度。其次，重新延伸個案許多自我控制下來的情緒，背後是否有對過去的積怨、對生命變化的不滿、對未來的懷疑。再者，了解個案在目前這個職涯轉戾點上，對於過去關注、監察他的人的看法，看個案如何面對這些人在其犯罪後人生出現的意涵、對他們的依賴、失望或敵視。最後，面對這些關係及情緒後，仍需找尋屬於個案自己的態度或力量，支持個案未來即使遇到意料之外的挫折，還能夠維持目前對未來的期望而不自我放棄的原因。
表1、社會控制理論、一般化犯罪理論及年齡序列非正式控制理論比較
理論
比較項目 社會控制理論 一般化犯罪理論 逐級年齡非正式
社會控制理論
研究者 Hirschi(1969) Gottfredson ＆ Hirschi(1990) Laub ＆ Sampson(2003)
理論主張
犯罪成因 社會、自我、情境等控制機制之缺陷，舊個人而言學校、家庭、傳統道德依附等社會鍵缺陷。
1. 依附(attachment)
2. 奉獻(commitment)
3. 參與(involvement)
4. 信仰(belief) 1. 犯罪定義：以『力量』、『詐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
2. 犯罪的發生＝犯罪機會＋低自控制且具有動機之犯罪者
3. 犯罪機會＝合適被害標的物＋缺少有能力監控者＋有動機犯罪者
4. 負向的生命事件僅是低自我控制不同型態的表現，並不能屏除於犯罪、偏差的討論領域外之。
5. 轉捩點是一種自我選擇的結果，即決定先於行為。 1. 重視個人與社會鍵（依附、奉獻、參與、信仰）的聯結。
2. 以個人少年時期的社會控制程度（社會鍵強弱），解釋少年的偏差行為肇因。
3. 『低自我控制』程度差異仍是少年時間偏差肇因。成年時期的『婚姻』幸福、『職業』良窳等兩個社會鍵，主導個人成年日後是否從事偏差行為。
4. 個人少年時期的『自我控制』特質並不會持續、穩定到成年時期。
年齡效應 三個理論均認同『年齡』與『犯罪』相關，於少年中期達到高峰，然後因個人步入家庭、投身職場等兩個因子，犯罪再犯情形急遽下降。
『社會控制理論』與『自我控制理論』均認為『個人犯罪傾向如低自我控制特質一旦形成，終生難以改變』。 1. 縱貫式研究，年齡與犯罪原因變項彼此有關聯。
2. 不同犯罪類型與族群所產生再犯情形不同。
3. 以犯罪學傳統早期風險指標，並無法準確預測成年後再犯情況。
機構參與之看法(工作、婚姻、服役) 終止犯罪的途徑：婚姻/配偶、軍隊/服役、矯正學校、鄰里改變，這四個轉折點產生機制：
1. 切斷過去不良的影響
2. 提供監督/控制，社會支持與成長機會
3. 改變日常活動的結構或型態
4. 提供自我認同的改變
理論間整合與應用 (1) 兒童、青少年時期：社會控制對偏差/犯罪行為影響巨大。
(2) 少年、青年時期：自我控制的影響逐漸取代『社會控制』的力量。
(3) 成年以後時期：非正式社會控制與『婚姻』、『職業』等社會鍵等影響力不容忽視。
Wolf(1984)認為性侵害加害人早期曾經歷被虐待的經驗，這些成為『潛在原因』，而使得加害人發展出偏差的性行為。這些早期的經驗包括：(1)遭受身體虐待或性侵害的經歷。(2)在一個喪失功能的家庭中長大。(3)暴露在虐待的環境中。因而發展出以自我中心、自我形象低、扭曲的思想、強迫性的思想及行為、社會的疏離、及佔有慾。故在遭逢壓力事件時，加害人無有效因應的對策，便會開始漸漸步入性侵害的循環中。
Beech & Ward(2004)指出，性侵害行為發生的原因通常並非單純地只為滿足生理上的需求，透過臨床的評估可以發現，性侵害加害人往往存有不良的自我概念、扭曲的認知信念、以及某種犯案的內在動機(需求)，而這些不良的自我、信念與動機的形成經常是與其早年生命發展經驗有關。譬如：偏差的性衝動，這些性侵害特質一旦穩定形成之後，就像所謂的人格特質一樣，若是在成年後的某些時刻，遭遇特定的狀態因子(state factor)，就會使得加害人陷入「再犯的高危險狀態」。
沈勝昂(2009)認為性侵害加害人早年生命脈絡中不良經驗的影響，使得其自我概念、信念系統與基本(需求)動機受挫或不滿足的累積，爾後持續發展的負向事件為後來個人的生命經驗(如生活壓力、挫折)加深該樣的人格傾向，並形成某種特定的內在需求，這些特定的需求爾後亦自然地成為性侵害加害人犯罪內在動力的來源，以及犯罪的潛在因子。沈勝昂、范兆興(2010a)曾以臺中監獄284位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亂倫型25名、其他不同類型性侵害犯259名）為研究樣本，分別從成長背景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等四個階段，採用量化途徑檢驗性侵害之犯罪歷程的決意因子，區辨亂倫犯與其他不同類型性侵害加害人之差異，並與學者陳若璋(2002)、Lung(2004)及Hartley(1998)、Beauregard(2007)研究結果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早期亂倫實證研究焦點著重人格特質的探索，然這樣研究不足詮釋亂倫之犯罪動機與促發情境因子彼此互動關係，必須追溯亂倫犯早年的生活經驗與成長背景，才能更深究亂倫犯動力；另外，從認知心理學觀點提出治療亂倫犯可從強化形塑道德情緒（如罪惡感、羞恥感），並對於亂倫犯扭曲的認知想法（cognitive distortions）或是合理化自己亂倫行為等反抑制機制的進行研究(陳若璋，2002:4；Hartley,2001:464)。因此，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切入亂倫個案早期生活經驗，發現可由「事先存在因子」、「後續持續因子」及「立即觸發因子」等三種因子連結形塑犯罪動機。並從上述研究樣本15名亂倫犯生活情境因子與犯罪動機關聯性，他們犯罪動機如後（從性侵害評估報告書登載內容進行分析），如後：
(一) 性需求的滿足(a need for sexual gratification)計有5名、
(二) 發洩現實生活困境與遭遇挫折壓力(seeking an outlet from the dissatisfaction in their lives)計4名、
(三) 表現不適當情感或疼愛子女舉動(contact as an inappropriate way to show affection or love)計3名、
(四) 認知扭曲想法，將父權思想過度放大計3名。
表2、比較戀童型、亂倫型及輪暴型性侵害犯之犯罪歷程差異（臺中監獄性侵害評估報告為主）
比較項目 亂倫型
N＝25 戀童型
N＝2 輪暴型
N＝2
1.事先存在因子 個案7（一）與前妻互動關係疏離且多次衝突；（二）與前妻在經濟分配上意見不合；（三）和子女關係多以物質滿足為主；（四）以酗酒來紓解壓力；（五）少與同儕或家人討論個人想法。 個案1平時的性發洩以手淫為主，每個月發薪日即是嫖妓日；並且有濃厚興趣蒐集與觀看色情影片及影帶。 個案3本身衝動性高、主觀、難以接受他人不同想法，父母管教多為打罵方式，課業表現不佳，深感自卑、挫折，以紀律與義氣尋求同儕與師長之認可，但國中畢業後未如己意就讀軍校，對父親深感憤怒與欺騙感，欲脫離家長的管束。
2.後續持續因子 個案7本身大男人主義想法重，影響事件的判斷能力。 個案1平時生活無趣，會四處走動到電動玩具店、網咖，消磨時間，上網咖期間認識被害者，並且提供被害者金錢上網咖，藉以建立彼此良好互信機制。
個案3本身遭遇挫折後隨即上網交友並約外出見面，雙方言談互動中含有性暗示，而是被害者願意與個案3發生性行為，且認為兩情相悅並未對不起被害者。
3.立即觸發因子 個案7本身性生理需求，與女兒共處一室，及女兒畏懼父親權威等因子。 個案2利用擔任導師職務，可與班級女童單獨相處機會，藉由關心與愛護學生藉口，實施性侵。 個案3與網友見面後，對方表示欲離家出走，與個案3宿舍同居，雙方經身體接觸並未遭到被害者拒絕，引發生性衝動進而發生性行為。
4.危險因子(犯罪動機) 個案7本身（一）對性知識的偏差與想法的扭曲；（二）將父權思想的角色過度放大；（三）家庭角色功能的不平衡，自以為自己可以一個人去要求大家做出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四）過度擔心被害人會做出侵犯他人的行為。 個案2獨自觀看Ａ片，加上個人性生理需求未獲滿足，利用擔任導師職務長期接觸女童，瞭解學生對師長的需求與敬畏。 個案3經評估有強暴迷思，個人衝動情緒管理不佳，兩性平權觀念不成熟，認知扭曲、凡事以自我中心想法。
個案4本身有吸食毒品與性侵害抱持僥倖可以躲避警方追捕的心態。
5.危險情境 個案7本身妻子及被害人對於自己過於信任以及不敢忤逆他；加上家中無其他的長輩可以約束自己。
個案6看Ａ片劇情是關於亂倫情節，且太太不在，與女兒獨處時。 個案1單獨與未成年少男相處機會。
個案3如遭遇工作壓力與家庭、人際衝突所感到的挫折與沮喪、憤怒等危險情境，尋求壓力紓解之道。
6. 看A片與性幻想 個案11透過看Ａ片有關亂倫情節，自己覺得應該透過親人的身體體驗，可以提升對異性的瞭解。 個案2看Ａ片、有異常性幻想（老師對學生）。
7. 扭曲的認知內容 個案7認為女兒未拒絕即表示女兒同意。
個案13認為既然你從事援交，我也可以花錢買性交易、反正你不是我女兒。 個案1認為從A片中學習到，認為新奇、好玩。
個案2對學生是同情生愛，女童早熟也知道性愛，沒有強迫被害者。
個案3認為兩情相悅，對方亦主動要求交往，也可能只是玩玩，我對對方也很好，其他友人也是如此。
小結：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分析亂倫個案早期生活經驗，可由「事先存在因子」、「後續持續因子」及「立即觸發因子」等三種因子連結塑造犯罪動機（力）；譬如，個案7「與前妻互動疏離且常發生衝突，習慣以酗酒紓解壓力」→「本身大男人沙文主義濃厚，習慣對事情固執己見」→「利用與女兒共處一室機會，與女兒畏懼父親權威」→「發生亂倫行為，解決本身性生理需求」。這樣看法與學者陳若璋(2002)的研究結果一致，該研究發現「壓力宣洩型」亂倫父親對婚姻中對妻子（或前妻）感到不滿，認為妻子、女兒都是他們的財產，自己可以任意對待，因而將亂倫行為視為對於妻子不滿的渲洩。
另外，我們從楊姓個案身心治療過程歸納避免再犯之道，如後：(一)避免陷入高危險情境：由於個案覺得無聊就容易陷入性上癮循環路徑，因此治療者或家人應該積極協助個案找尋自我與生命的方向及目標，脫離自卑與疏離負面情緒。(二) 阻止犯案：協助個案自我覺察性上癮犯罪循環，增加自我控制能力；輔以嫌惡刺激行為治療導正錯誤認知扭曲，進而建立正確觀念指引。(三)立即聯絡危機求助資源之建立，發展有效的危機之求助系統。
2011年2月1日 星期二
Applying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understand sex offender criminal behavior：Developmental, Precrime, Crime and Postcrime Factors
Applying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understand sex offender criminal behavior：Developmental, Precrime, Crime and Postcrime Factors
范兆興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re has been a progressive acknowledgement of sexual assault as a significant social problem that brings with it a wide range of person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Approximately 693174 cas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re confirmed in the United States each year (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2009). Self-report victimization surveys have found that 23% of adults were sexually abused before the age of 18(Fikelhor, 2004). Other researchers’ reviews that estimated that 17%-22% of women and 2%-8% of men have be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and that over 100000 children are sexually abused each year. Th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Survey indicated that 78 sexual assaults take place per hour in our country, because many cases of sexual abuse go unreported due to victim fear shame or loyalty to the abuser, documented reports of sexual assault underestimat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The majority of sex crimes may go undetected and some sexual offenders admit to committing more sexual assaults than those for which they have been cau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exual assault i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and that our society continues to grapple with how to best address this concer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criminology,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decision-making of offenders. Criminals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mmit a crime by weighting the effort, rewards, and costs involved in alternative courses of action. The making of decisions and choices, however original the process might sometimes be, exhibits a measure of rationality, while forced by limits of time, ability,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Cornish(1994) considered crime is viewed as a dynamic process influenced by situational factors, offenders are seen as individuals who may improve their decision-making through experience and learn to modify their strategies to commit crimes.
Several researchers have used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the decision-making sexual offenders.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personal internally driven psychological proces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of the offender leading to the commission of sexual assault, overlooking the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offense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immediate situations encountered at the crime scene(Beaurgard & Rossmo,2005；Beauregard, Stone& Proulx ,2008).
Based on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eauregard and Leclerc (2007) have interview 69 serial sexual offenders who have committed their crimes against stranger victim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offen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ir actions during the pre-crime phase (premeditation of crime, estimation of risk of apprehension by the offender, and forensic awareness of the offender), crime phase (use of a weapon, use of restraints, use of a vehicle, and level of force used), and the post-crime phase (event leading to the end of crime and victim release site location choice).Beauregard (2007) found that sex offenders, even if traditionally described as “irrational” and impulsive individuals, are capable, up to a certain point, of an analysis of the costs related to their actions.
范兆興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re has been a progressive acknowledgement of sexual assault as a significant social problem that brings with it a wide range of person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Approximately 693174 case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re confirmed in the United States each year (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2009). Self-report victimization surveys have found that 23% of adults were sexually abused before the age of 18(Fikelhor, 2004). Other researchers’ reviews that estimated that 17%-22% of women and 2%-8% of men have be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and that over 100000 children are sexually abused each year. Th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Survey indicated that 78 sexual assaults take place per hour in our country, because many cases of sexual abuse go unreported due to victim fear shame or loyalty to the abuser, documented reports of sexual assault underestimat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The majority of sex crimes may go undetected and some sexual offenders admit to committing more sexual assaults than those for which they have been cau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exual assault i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and that our society continues to grapple with how to best address this concer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criminology,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i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decision-making of offenders. Criminals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mmit a crime by weighting the effort, rewards, and costs involved in alternative courses of action. The making of decisions and choices, however original the process might sometimes be, exhibits a measure of rationality, while forced by limits of time, ability,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Cornish(1994) considered crime is viewed as a dynamic process influenced by situational factors, offenders are seen as individuals who may improve their decision-making through experience and learn to modify their strategies to commit crimes.
Several researchers have used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the decision-making sexual offenders.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personal internally driven psychological proces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of the offender leading to the commission of sexual assault, overlooking the decision-making during the offense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immediate situations encountered at the crime scene(Beaurgard & Rossmo,2005；Beauregard, Stone& Proulx ,2008).
Based on a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eauregard and Leclerc (2007) have interview 69 serial sexual offenders who have committed their crimes against stranger victim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offen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ir actions during the pre-crime phase (premeditation of crime, estimation of risk of apprehension by the offender, and forensic awareness of the offender), crime phase (use of a weapon, use of restraints, use of a vehicle, and level of force used), and the post-crime phase (event leading to the end of crime and victim release site location choice).Beauregard (2007) found that sex offenders, even if traditionally described as “irrational” and impulsive individuals, are capable, up to a certain point, of an analysis of the costs related to their actions.
漫步在司法心理學兼論犯罪剖繪技術演進
漫步在司法心理學兼論犯罪剖繪技術演進
范兆興 、程志強
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是整合心理學與法學之應用科學，它提供心理學原理、原則與研究方法讓法律社群使用，試圖解決因法律訴訟、犯罪偵查、司法審判所衍生個人（微觀部分）與群體（巨觀部分，屬於人際之間）相關心理學問題。因此，多數司法心理學家（forensic psychologist）所提供服務，是同時具備臨床取向（clinical）與司法取向（forensic）性質（Bartol & Bartol, 2008）。假如某人告訴你他（她）一位司法心理學家，你的感覺如何？你會認為他（她）們像是一般中學的辯論校隊嗎？抑或是他（她）們能夠針對凶殺命案被害者屍體進行解剖？上述這些說法是一般人刻版印象。然而，司法（forensic）這個單字源自於拉丁字（forum）。意指羅馬時期許多司法訴訟程序都是在公共場合進行公開辯論而成（Forums were the public gathering places in the Roman city-states where much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took place in the form of debates）。因此，司法心理學涵蓋心理學與法律訴訟過程兩者交集為成學門。並持續是針對司法心理學的定義和範圍進行辯論。舉例來說，美國司法心理學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nsic Psychology ）與美國法律與心理學會（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於1995年代針對司法心理學明確定義：
「運用臨床心理學、諮商心理學、生理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原理、原則處理涉及法律爭議的心理學議題，並提供法院專業鑑定報告、建議與專家證詞」。
這樣定義使研究領域聚焦與有關法律的心理/精神健康的議題，偏離了如何挑選陪審團與目擊證人證詞鑑定虛偽等類似實驗心理學的研究議題。筆者認為司法心理學應該聚焦於法律、臨床心理學與精神健康等三種學門共同交集領域。進一步思考司法心理學家扮演角色與功能為何（What i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我們發現司法心理學家具有下列多種角色：
1. 司法心理學家本身就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並且已經在司法心理學領域受過嚴謹、紮實等專業訓練。司法心理學原本就涵蓋於臨床心理學中，並屬於臨床心理學的次級學門，亦是應用心理學原理、原則、研究方法來探索涉及法律爭議的心理學議題；因此，司法心理學本身兼具心理學與法律兩種不同學術領域的專業知識。
2. 司法心理學家必須是熟悉法庭議事規則的專家證人。因此，他（她）必須能夠清晰簡明陳述自己專業意見，讓法庭的審判法官、陪審員、聽眾理解，如此一來，這份他（她）於法庭中所呈述專家證詞將更具有說服力。
3. 司法心理學家應該協助解決具有爭議性家事案件、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並從案件中發現真實、解決問題，進而提升正確審判機率。
4. 司法心理學家應正確、嚴謹使用心理評估/衡鑑工具，解決司法案件涉及心理學領域的爭端，一旦完成心理評估/衡鑑報告後，就必須能清楚符合邏輯原理作成的結論，然這些結論是必須有實證研究基礎。
5. 司法心理學家除了可澄清系爭案件疑點，同時扮演教育法庭中非心理學專業人員，讓他們理解複雜心理學原理暨犯罪行為基礎心理歷程，最後認同司法心理學家之專業意見。舉例來說，當一位司法心理學家治療因意外事故導致情感受到重大創傷（emotionally traumatized）之個案時，使他（她）能從創傷中復元，然這種治療方案本質上是具有臨床取向。但是，當司法心理學家被法庭要求為提供這份意外創傷鑑定報告，以鑑識創傷肇因與所影響範圍時，這份創傷鑑定報告本質上是具有司法取向。
從美國司法心理學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nsic Psychology ）應用司法心理學至各種專業法庭類型，可分成三種類型，如後：
一、家事法庭中司法心理學家扮演角色與功能（What doe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 do in Family Court）
律師可以就家事案件向司法心理學家徵詢「心理學專業意見」。舉例來說，一個人從事教養子女過程發生諸多心理疾患徵兆現象，影響到子女的教育，如此一來，他（她）極有可能出現虐童危機，然此一虐童事件將會影響受虐兒日後發展（成長）過程，出現諸多心理困擾、心理調適障礙，例如無法與人相處、不信任親友、自身認知與行為功能障礙、社會適應等問題。因此，虐童事件發生後必須針對受虐兒及其父母與家人進行心理評估。
1. 司法心理學家應該要能針對高風險危機家庭（如父母離異家庭）提供正確、可行處遇方案，並且於法庭中呈述個人專業鑑定報告或證詞。
2. 司法心理學家能藉由心理評估/衡鑑專業技術，就不同類型家事案件協助律師解決問題爭端。
另外，司法心理學家介入家庭心理治療與諮商輔導的種類，如後：
1. 家庭親子關係諮商與輔導（Parent-child family counseling）
2. 心理治療督導（Therapeutic supervised visitation）
3. 新手父母育兒技術訓練（Parenting skills training）
4. 憤怒情緒管理（Anger management）
5. 離婚家庭個案中成人與小孩諮商與輔導（Divorce adjustment counseling for children and/or adults ）
6. 父母溝通技術訓練（Parent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二、民事法庭中司法心理學扮演角色與功能（What doe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 do in Civil Court）
司法心理學家必須能評估不同案件中情緒困擾所造成心理創傷，並且能針對假裝或詐病個案進行特殊情境或生理心理取向的心理評估；以及為服務機構擔任專家顧問或者提供專家證言。
民事案件中，司法心理學家提供個人心理治療和諮商輔導種類，如後︰
1. 重大壓力創傷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2. 焦慮（Anxiety）
3. 沮喪（Depression）
4. 因創傷事件所導致恐懼症（Phobias Related to Traumatic Events）
5. 形成慣性悲慟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hronic Pain）
6. 情緒/憤怒管理（Anger Management）
7. 創傷後復元諮商輔導（Adjustment Counseling following trauma）
8. 夫妻受重大事件創傷之諮商輔導（Couple Counseling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trauma on the relationship）
9. 去敏感化（Desensitization）
三、刑事法庭中司法心理學家扮演角色與功能（What doe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 do in Criminal Court）
司法心理學家能夠教育法庭非心理學專業人士，有關犯罪者的犯罪心理病理因子或犯案行為模式，並且評估犯罪者的智商和情緒能力，進而提供合適有效用處遇治療方案。除了擔任心理評估專家的角色外，司法心理學家擔任律師專業顧問時，亦能提供有價值資訊俾利預審審判，或是為被告準備抗辯時提供具有說服力資料。
青少年違反刑事法令之評估、青少年違法預判之評估、青少年緩刑評估、青少年放棄權利之評估（Juvenile Waiver Evaluations）、評估兒童目擊證人之證詞可信性、青少年與成年人之性罪犯衡鑑（Assessment of Juvenile and Adult Sexual Offenders）、個人能力耗弱之評估、成年人違法預判之評估。
刑事案件中，司法心理學家提供個人心理治療和諮商輔導種類（Hare,1996） ︰
1. 重複犯罪者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of individuals who violate restraining orders）
2. 受觀護少年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juveniles on probation）
3. 犯罪被害人支援性（犯罪被害社會支持）諮商輔導（Supportive counseling for the victims of crimes）
4. 等候審判個人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of individuals awaiting trial）
5. 受觀護成年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adults on probation）
6. 暴力犯罪人之情緒管理技巧訓練（Anger 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 for violent offenders）
7. 性罪犯之諮商輔導與心理治療（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for sexual offenders）
另外，Bartol(2008)認為警察心理學係為司法心理學的一個分支，以及可以更進一步細分為特殊的領域，例如：面談和偵訊、刑事催眠、犯罪剖繪，以及平時警察工作中常用的技術。筆者以犯罪剖繪為例，剖繪（profile）從字義上是指一個人的身體輪廓，意思是從不同角度分析一個人的特徵。國內最早將這個名詞譯為「剖析」，是用來分析犯罪人的心理層面，揣測其心路歷程；後來有學者翻成「描繪」，可用以預測其社會背景，類似對嫌犯的素描；事實上它兼具以上二種意義，因此另以一個新的名詞「剖繪」（profiling）加以替代，也和其英語發音相匹配。犯罪剖繪又稱心理剖繪（psychological profiling）、罪犯剖繪（offender profiling）、罪犯人格評估（criminal personality assessment）、犯罪現場剖繪（crime scene profiling）、犯罪現場評估（crime scene assessment）和行為剖繪（behavioral profiling）等，主要是將心理學與精神醫學對犯罪人的系統研究，予以比較、分析、分類、歸納並標準化各種犯罪的類型，提供偵查人員在偵辦刑案時，可以搜集到犯罪者與被害人、犯罪情境互動後所留下的行為跡證，再以行為跡證來過濾犯嫌，縮小偵查範圍，提高破案比率的偵查技術。更精確的解釋是從刑案現場、犯罪型態（crime pattern）以及被害者特性等方面，蒐集、歸納出犯罪者的特徵或人格特質的破案技巧（廖有祿，2006）。本項技術適用偵辦連續性的犯罪。
犯罪剖繪研究途徑可區分質化與量化兩種途徑；採用質化途徑，多半採用描述性犯罪者的人格特質、作案手法及刑案現場的跡證特徵。採用量化途徑，則利用統計程序進行官方統計數據檢驗，以初步確認出各種人口特徵、生長環境背景變項以及犯罪者的特質。以往國外相關文獻的研究重點在於討論何謂犯罪剖繪、犯罪剖繪要如何實施、何種情境下使用犯罪剖繪，而沒有提供實徵的證據去支持犯罪剖繪如何被具體實施，最受批判的即為FBI的研究者，因為他們大多數的論文都是以個案討論方式，充斥他們個人辦案經驗與具有豐富故事性的色彩。因此，目前犯罪剖繪發展遇到瓶頸如後：
1. 根據有限的個案作推論，樣本無代表性，無法類推到母群體
2. 過分依賴官方紀錄，但警察紀錄通常不是為了研究目的，因此其適用性大有問題。
3. 推論方法未明確說明，有些作者引用小說情節作為研究資料來源。
4. 經常引用報紙作為資料來源，引用未經查證的私人紀錄。
5. 超越個人專業發表意見，利用直覺和經驗在研究上。
6. 大多數的文章是半自傳形式或期刊論文，而非有系統的學術論著。
7. 依賴事後資料，傾向支持研究者原來的假設。
8. 缺乏操作型定義，未檢驗加、被害者之間的互動。
9. 缺乏信效度研究，欠缺理論基礎。
10. 沒有完整蒐集犯罪者的背景資料，也沒有運用控制組。
11. 太過相信自己的研究，沒有仔細經過檢驗和追蹤剖繪結果。
12. 偵查人員經常只注意到剖繪的某一部份，而非整體。
近期犯罪剖繪研究就強調嚴謹統計分析，如Kocsis、Canter等人，以確保犯罪剖繪的理論可推論至不同類型的犯罪，以及跨文化（國界）犯罪，如表1分析比較。
表1. 國外犯罪剖繪技術之演進
學者 觀察基礎 分析内涵與見解 比較差異
Groth(1977),Rape: Power, angry and sexuality 心理動機
（醫療診斷） 1. 主張權力、憤怒才是強制性交犯作案內心真正的心理動力，性侵害是一種假性的性行為，性侵害是地位、侵犯、控制與主導等驅力的一種呈現。
2. Groth等人原先係以醫療診斷（提供犯罪處遇與矯治參考）為目的進行研究。對警察偵查活動幫助不大（因需犯案動機與犯罪行為進行脈絡分析，方能確認或排除嫌犯特徵）。 比較從「心理動機」與「犯罪行為」等不同觀察基礎，優、缺點分析如後：
1.優點：
(1) 研究範疇廣泛：研究領域多樣性，涵蓋心理、矯正治療、犯罪偵查。
(2) 雖然各個研究方法不盡相同，但在心理動機及犯罪行為類型行為的各別研究上，有產生雷同、類似的結果。
2.缺點：
(1) 犯罪型態的干擾結果不同類型，需分別深入分析研究。
(2) 研究樣本因素干擾研究結果，陌生人性侵均未隨機抽樣願意接受調查的資料是否具有樣本代表性？
(3) 類型分類過於武斷，意義難以解釋，Kocsis研究的中『犯罪人帶走武器變項』，在『性』（sexuality）類型中的意義應作如何解釋？
(4) 同一作者之分類方法不斷變更，現場特徵的權重問題，理論基礎不夠堅實
3.建議：
(1) .加強本土化的性侵害類型行為研究：性侵害犯類型涵蓋多個層面，其最終目的均係回歸至實質的運用（如心理、矯正治療、犯罪偵查等層面）
(2) 各研究多係以拘禁於矯治機構內的人犯對研究樣本來源，進行類似研究的同時，應致力於力促樣本的母體代表性，並累積研究、持續修正。
(3) 加強犯罪偵查領域的行為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尋求突破、朝實證資料、科技整合研究方向；藉統計強化其可行性（科學性）、並克服不同國級文化差異性。
Hazelwood (1995),Rapist 從犯罪現場的靜態證物，依據歸納方式，推測潛在加害者之動態行為跡證 1. 達成剖繪目標所使用分類結構（方式），針對被FBI或其他警方逮捕性 侵害加害者進行訪談，因此，恐怕抽樣偏誤之研究方法疑慮。
2. 有關性侵害犯罪歷程之行為跡證訪談主軸聚焦於：（1）接近方式、（2）控制方法、（3）訴諸暴力程度、（4）被害人抗拒方式、（5）加害人對被害人抗拒的回應、（6）性功能障礙、（7）性行為的型式及次序、（8）言談措辭內容、（9）被迫強迫說出特定語句、（10）態度突然轉變、（11）加害者所採取鑑識防範作為、（12）帶走的物品或戰利品、（13）顯示曾被尾隨跟蹤的跡象。
Ressler, Burguess, Douglas(1998), 犯罪分類手冊(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CCM) 心理動機 1. 犯罪分類手冊（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CCM）目的有四：
(1) 將刑事司法領域中的術語統一；
(2) 促進刑事司法領域內的溝通，如刑事司法與精神醫學之間的交流；
(3) 教育刑事司法體系的人員及大眾；
(4) 發展資料庫供作偵查研究之用。
2. 犯罪分類手冊針對謀殺、強制性交、縱火等不同類型犯罪，提供特定犯罪的系統化及一致化的分類。
Holmes(2002),Profiling violent crime: An investigative tool 心理動機 1. Holmes聚焦於性侵害加害者的社會特質與犯案過程的基本要素，進行區辨不同心理動力（犯罪動機）的性侵害犯罪類型；此一分析技術可提供警方擬定偵詢或訪談策略。
2. 有關加害者的社會特質，聚焦於個體的生長背景及所處的社會環境變項。
3. 加害者犯罪歷程，聚焦於不同性侵害加害者，於著手進行犯罪的前、犯罪中、犯罪後等三階段出現的基本特徵行為。
4. 心理動機：Learning/Experience→Paraphilic Lovemap(變態性愛圖像) →Fantasy(性刺激的心理影像,Sadistic Pornography & Fantasy Story) →Script(劇本) →Act out with Consent Partner & Masturbatory Activities (找妓女或手淫) →Template(樣版、儀式、具體的劇本) or Behavior(戀物、窺淫、偷竊->性侵、性虐待、性侵殺人) →Evidence(M.O. & Signature) →Characteristics(Crime Scene, Offender, Offense, Victim) →Mental Trails→Narrow down scope and Arrest the criminal.
Turvey(2002), Criminal Profiling: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 evidence evidence 行為-動機(Behavior-Motivational typology) 1. Turvey根據Groth的演繹式分類，但重心放在犯罪者的行為。
2. 犯罪動機可從犯案行為跡證被推斷出；針對犯罪者的（1）接近法、（2）攻擊法、（3）言語行為、（4）性侵害行為、（5）肢體行為、（6）作案手法行為、（6）簽名特徵等進行分析。
3. Turvey將剖繪的方法區分為歸納法（歸納統計，得犯罪者的剖繪特徵，再依據偵查經驗，推論同類的未知犯罪者特徵，猜測可能犯錯）與演繹法(演繹推理，依據物證及行為跡證、被害調查和刑案現場特徵，導出犯罪者的人格和生活型態)。
Canter(1990),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sexual offence behavior: Developments in Offender Profiling 犯罪行為 1. Canter提出偵查心理學(Investigative Psychology)：依據每位加害人作案手法不同，分辨特定加害人的人格與動機。Canter從犯罪者的 （1）人格特質一致性、（2）個體之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含意、（3）犯案後對證據鑑識認知等3種基礎假設，建構偵查心理學的基礎。
（1） 人格特質一致性（consistency）：Canter相信犯罪者對待受害者的方式會與他平日對待其他人的方式類似。
（2） 個體之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含意：犯罪者會選擇他感到舒服且可控制的熟悉區域為犯罪地點。
（3） 犯案後對證據鑑識認知：犯罪者會從過去經驗中學習並在後來的犯罪中改進他們的犯罪及預防行為。
2. 從相關文獻歸納性侵害加害者的犯罪動機，再利用統計學的最小空間分析（small space analysis），擷取犯罪現場行為變項，並計算出變項的出現頻率與變項間的相關程度。
3. Canter主張如僅以某種犯罪動機就要涵蓋所有性侵犯罪，有其研究上限制；應從多面向理論（如親密群組、性慾群組、暴力群組、無情群組、犯罪性群組等5種行為群組進行詮釋理解犯罪動機。
4. Canter雖然針對犯罪現場行為特徵進行分析，但是親密群組、性慾群組、暴力群組、無情群組、犯罪性群組等5種行為群組進行詮釋理解犯罪動機，頗為主觀。
5. 犯罪現場行為與加害人特性推測的關連性統計分析稍嫌薄弱。
6. Canter未明確說明如何將其研究所得的分類法，實際應用到犯罪偵查實務中。 1. 偵查心理學與犯罪行動剖繪之比較：
2. Canter與Kocsis均採取官方文件內容，先收集現場行為之作案手法變成統計分析變項，尋找不同類型（變項）的關係，結果不可重複，較客觀。
3. Canter與Kocsis均採取客觀多變量統計法，如最小空間分析法(SSA)、多元尺度分析法(MDS);兩種研究方法均著重資料蒐集、側面調查、深度訪談，如此研究途徑為犯罪剖繪研究另闢途徑，同時注入新活力。
4. 兩種研究途徑性質趨近實驗犯罪學，以探討犯罪現場行為變項的相似性(共通/同)與相異性(獨特)，提供了一種改變研究的貢獻（使用統計方法），發展具競爭力的剖繪理論，有助剖繪科學的發展。
Kocsis(2002,2005,2007), Offender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 犯罪行為 1. 犯罪行動剖繪(Criminal Action Profiling)：運用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s)等統計技術，進一步檢視加害人與被害人的特性及兩造的互動情形，從中篩選出犯罪現場的明顯行為，進而連結或推論特定強制性交加害人的特性。
2. 可更新、可驗證、有多變量統計結果的支持->對性侵害犯罪偵查實務的研究最有幫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國外學者對於犯罪剖繪理論與實務之研究，比較不同研究途徑（approach）差異。
代結論
一、司法心理衡鑑報告（Forensic Psychological Report）
有關家事案件、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心理評估與諮商輔導，必需具備嚴謹、詳細、系統化且符合個案需求之評估策略，如下︰
1. 評估之摘要或結論必須能解釋案件之法律爭議點。
2. 個案中心理因素和法律問題的兩者因果關係必須清楚解釋。
3. 研究結論必須符合相關心理學之標準規範。
4. 要能接納其他不同專家或治療者建議與善意批評。
5. 支持專家的結論之相關實證研究應該被重視。
6. 研究建議必須實際可行方案。
7. 提供社區治療或處遇方案必須要能落實於社區中執行。
8. 提供建議改善方案必須符合相關法律規範。
9. 提供建議應該清楚、易懂且無艱澀難懂的專業術語。
完成司法心理衡鑑/評估後，司法心理學家所作成專業報告結論必須符合邏輯嚴格論證過程；對不具心理學專業知識背景人士，如法官、陪審團，讓他們理解複雜心理學原理、原則，進而簡單、有效率認識/理解報告的內容。因此，司法心理學專業報告之結論和建議，應該能夠協助法庭發現案件真實，而非增添案件於訴訟過程困難、或渾淆案件偵查方向與延宕偵查時效。
基於上述目的，要成為一位稱職司法心理學家必須具備紮實臨床心理學訓練與實務、優良心理衡鑑之技術、優秀溝通技巧與豐富司法心理評估/衡鑑實務經驗。
1. 司法心理學家應該基於實際案件內容，作出嚴謹專業鑑定報告。
2. 司法心理學家不應該提供非專業能力範圍之意見。
3. 司法心理學家必須清楚認識自己專業領域之研究限制，區辨哪些是自己專業領域範疇，並僅能在自己專業領域發表專業鑑定意見，如此一來才是合格的專家證人。
二、犯罪剖繪技術未來研究趨勢
國外學者Kocsis、Canter等人針對犯罪剖繪所做一系列研究來看，他們都戮力證明犯罪剖繪理論之基本假設：(1)犯罪者的核心人格特質恆定不變；(2)刑案現場跡證反映犯罪者人格特徵；(3)連續型犯罪之作案手法相似；(4)犯罪人之簽名特徵（signature behavior）具有恆定性。目的就是為使犯罪剖繪技術能夠通過「佛萊法則」與「道伯特測試法則」考驗，進而成為法庭上論罪證據與應用於犯罪偵查與預防之有效工具、策略。
從Dowden、Kocsis、Canter等人的研究突顯出幾個值得關切的部分，如近幾年有關犯罪剖繪的論文發表數大量增加，但該領域研究者鮮少發表多樣化的論文，卻只是投稿其他不同的期刊。此外，大多數的論文重點都在於討論，但對犯罪剖繪的理論面並未透徹瞭解。甚者，儘管研究者較過去頻繁將研究成果提交同儕審查機制，但缺乏更多樣精確研究方法。
綜上所述，犯罪剖繪這項技術如要發揮其效用，必須經由更嚴謹檢驗不同案類之連續型犯罪案件，藉由完整資料蒐集、分類、明確變項操作型定義、透過更高深統計技術考驗、系統化歸納研究成果；同時，導入心理衡鑑（測驗）、諮商訪談技術，針對國內罕見連續型犯罪者進行衡鑑、訪談，將有助釐清犯罪者著手實行犯罪時之心理歷程、或犯罪背後潛藏動機，進而建構其明確心理病理模式（架構），如此才能演繹類推至相似犯罪案件之理解。
參考文獻
廖有祿（2006），《犯罪剖繪～理論與實務》，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Bartol,C.R.＆Bartol,A.M.(2008).Current perspectives in forensic psychology and criminal behavior. Thousand Oasks,CA:Sage,3-13
Hare,R.D(1996).Psychopath: a clinical construct whose times has come .Criminal Justice and Bahvior,23(1),25-54
Muller,D.A(2000).Criminal profiling: real science or just wishful thinking. Homicide Studies,4,234-264
Kocsis, R.N., Irwin, H.J., Hayes, A.F., & Nunn, R.（2000）. Expertise in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5, 311-331.
Kocsis, R.N., Hayes, A.F., Irwin, H. J.（2002）. Investigative experience and accuracy in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of a violent crim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7, 811-823.
Kocsis, R.N.（2003a）. Criminal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Validities and a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7, 126-144.
Kocsis, R.N.（2003b）.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ontent in criminal psychological profi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7, 38-47.
Kocsis, R.N.（2004）.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of serial arson offense: An assessment of skills and accuracy.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1, 341-361.
Kocsis, R.N.（2007）. Criminal Profil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Humana Press.
范兆興 、程志強
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是整合心理學與法學之應用科學，它提供心理學原理、原則與研究方法讓法律社群使用，試圖解決因法律訴訟、犯罪偵查、司法審判所衍生個人（微觀部分）與群體（巨觀部分，屬於人際之間）相關心理學問題。因此，多數司法心理學家（forensic psychologist）所提供服務，是同時具備臨床取向（clinical）與司法取向（forensic）性質（Bartol & Bartol, 2008）。假如某人告訴你他（她）一位司法心理學家，你的感覺如何？你會認為他（她）們像是一般中學的辯論校隊嗎？抑或是他（她）們能夠針對凶殺命案被害者屍體進行解剖？上述這些說法是一般人刻版印象。然而，司法（forensic）這個單字源自於拉丁字（forum）。意指羅馬時期許多司法訴訟程序都是在公共場合進行公開辯論而成（Forums were the public gathering places in the Roman city-states where much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took place in the form of debates）。因此，司法心理學涵蓋心理學與法律訴訟過程兩者交集為成學門。並持續是針對司法心理學的定義和範圍進行辯論。舉例來說，美國司法心理學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nsic Psychology ）與美國法律與心理學會（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於1995年代針對司法心理學明確定義：
「運用臨床心理學、諮商心理學、生理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原理、原則處理涉及法律爭議的心理學議題，並提供法院專業鑑定報告、建議與專家證詞」。
這樣定義使研究領域聚焦與有關法律的心理/精神健康的議題，偏離了如何挑選陪審團與目擊證人證詞鑑定虛偽等類似實驗心理學的研究議題。筆者認為司法心理學應該聚焦於法律、臨床心理學與精神健康等三種學門共同交集領域。進一步思考司法心理學家扮演角色與功能為何（What i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我們發現司法心理學家具有下列多種角色：
1. 司法心理學家本身就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並且已經在司法心理學領域受過嚴謹、紮實等專業訓練。司法心理學原本就涵蓋於臨床心理學中，並屬於臨床心理學的次級學門，亦是應用心理學原理、原則、研究方法來探索涉及法律爭議的心理學議題；因此，司法心理學本身兼具心理學與法律兩種不同學術領域的專業知識。
2. 司法心理學家必須是熟悉法庭議事規則的專家證人。因此，他（她）必須能夠清晰簡明陳述自己專業意見，讓法庭的審判法官、陪審員、聽眾理解，如此一來，這份他（她）於法庭中所呈述專家證詞將更具有說服力。
3. 司法心理學家應該協助解決具有爭議性家事案件、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並從案件中發現真實、解決問題，進而提升正確審判機率。
4. 司法心理學家應正確、嚴謹使用心理評估/衡鑑工具，解決司法案件涉及心理學領域的爭端，一旦完成心理評估/衡鑑報告後，就必須能清楚符合邏輯原理作成的結論，然這些結論是必須有實證研究基礎。
5. 司法心理學家除了可澄清系爭案件疑點，同時扮演教育法庭中非心理學專業人員，讓他們理解複雜心理學原理暨犯罪行為基礎心理歷程，最後認同司法心理學家之專業意見。舉例來說，當一位司法心理學家治療因意外事故導致情感受到重大創傷（emotionally traumatized）之個案時，使他（她）能從創傷中復元，然這種治療方案本質上是具有臨床取向。但是，當司法心理學家被法庭要求為提供這份意外創傷鑑定報告，以鑑識創傷肇因與所影響範圍時，這份創傷鑑定報告本質上是具有司法取向。
從美國司法心理學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nsic Psychology ）應用司法心理學至各種專業法庭類型，可分成三種類型，如後：
一、家事法庭中司法心理學家扮演角色與功能（What doe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 do in Family Court）
律師可以就家事案件向司法心理學家徵詢「心理學專業意見」。舉例來說，一個人從事教養子女過程發生諸多心理疾患徵兆現象，影響到子女的教育，如此一來，他（她）極有可能出現虐童危機，然此一虐童事件將會影響受虐兒日後發展（成長）過程，出現諸多心理困擾、心理調適障礙，例如無法與人相處、不信任親友、自身認知與行為功能障礙、社會適應等問題。因此，虐童事件發生後必須針對受虐兒及其父母與家人進行心理評估。
1. 司法心理學家應該要能針對高風險危機家庭（如父母離異家庭）提供正確、可行處遇方案，並且於法庭中呈述個人專業鑑定報告或證詞。
2. 司法心理學家能藉由心理評估/衡鑑專業技術，就不同類型家事案件協助律師解決問題爭端。
另外，司法心理學家介入家庭心理治療與諮商輔導的種類，如後：
1. 家庭親子關係諮商與輔導（Parent-child family counseling）
2. 心理治療督導（Therapeutic supervised visitation）
3. 新手父母育兒技術訓練（Parenting skills training）
4. 憤怒情緒管理（Anger management）
5. 離婚家庭個案中成人與小孩諮商與輔導（Divorce adjustment counseling for children and/or adults ）
6. 父母溝通技術訓練（Parent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二、民事法庭中司法心理學扮演角色與功能（What doe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 do in Civil Court）
司法心理學家必須能評估不同案件中情緒困擾所造成心理創傷，並且能針對假裝或詐病個案進行特殊情境或生理心理取向的心理評估；以及為服務機構擔任專家顧問或者提供專家證言。
民事案件中，司法心理學家提供個人心理治療和諮商輔導種類，如後︰
1. 重大壓力創傷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2. 焦慮（Anxiety）
3. 沮喪（Depression）
4. 因創傷事件所導致恐懼症（Phobias Related to Traumatic Events）
5. 形成慣性悲慟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hronic Pain）
6. 情緒/憤怒管理（Anger Management）
7. 創傷後復元諮商輔導（Adjustment Counseling following trauma）
8. 夫妻受重大事件創傷之諮商輔導（Couple Counseling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trauma on the relationship）
9. 去敏感化（Desensitization）
三、刑事法庭中司法心理學家扮演角色與功能（What does a Forensic Psychologist do in Criminal Court）
司法心理學家能夠教育法庭非心理學專業人士，有關犯罪者的犯罪心理病理因子或犯案行為模式，並且評估犯罪者的智商和情緒能力，進而提供合適有效用處遇治療方案。除了擔任心理評估專家的角色外，司法心理學家擔任律師專業顧問時，亦能提供有價值資訊俾利預審審判，或是為被告準備抗辯時提供具有說服力資料。
青少年違反刑事法令之評估、青少年違法預判之評估、青少年緩刑評估、青少年放棄權利之評估（Juvenile Waiver Evaluations）、評估兒童目擊證人之證詞可信性、青少年與成年人之性罪犯衡鑑（Assessment of Juvenile and Adult Sexual Offenders）、個人能力耗弱之評估、成年人違法預判之評估。
刑事案件中，司法心理學家提供個人心理治療和諮商輔導種類（Hare,1996） ︰
1. 重複犯罪者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of individuals who violate restraining orders）
2. 受觀護少年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juveniles on probation）
3. 犯罪被害人支援性（犯罪被害社會支持）諮商輔導（Supportive counseling for the victims of crimes）
4. 等候審判個人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of individuals awaiting trial）
5. 受觀護成年之諮商輔導（Counseling adults on probation）
6. 暴力犯罪人之情緒管理技巧訓練（Anger 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 for violent offenders）
7. 性罪犯之諮商輔導與心理治療（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for sexual offenders）
另外，Bartol(2008)認為警察心理學係為司法心理學的一個分支，以及可以更進一步細分為特殊的領域，例如：面談和偵訊、刑事催眠、犯罪剖繪，以及平時警察工作中常用的技術。筆者以犯罪剖繪為例，剖繪（profile）從字義上是指一個人的身體輪廓，意思是從不同角度分析一個人的特徵。國內最早將這個名詞譯為「剖析」，是用來分析犯罪人的心理層面，揣測其心路歷程；後來有學者翻成「描繪」，可用以預測其社會背景，類似對嫌犯的素描；事實上它兼具以上二種意義，因此另以一個新的名詞「剖繪」（profiling）加以替代，也和其英語發音相匹配。犯罪剖繪又稱心理剖繪（psychological profiling）、罪犯剖繪（offender profiling）、罪犯人格評估（criminal personality assessment）、犯罪現場剖繪（crime scene profiling）、犯罪現場評估（crime scene assessment）和行為剖繪（behavioral profiling）等，主要是將心理學與精神醫學對犯罪人的系統研究，予以比較、分析、分類、歸納並標準化各種犯罪的類型，提供偵查人員在偵辦刑案時，可以搜集到犯罪者與被害人、犯罪情境互動後所留下的行為跡證，再以行為跡證來過濾犯嫌，縮小偵查範圍，提高破案比率的偵查技術。更精確的解釋是從刑案現場、犯罪型態（crime pattern）以及被害者特性等方面，蒐集、歸納出犯罪者的特徵或人格特質的破案技巧（廖有祿，2006）。本項技術適用偵辦連續性的犯罪。
犯罪剖繪研究途徑可區分質化與量化兩種途徑；採用質化途徑，多半採用描述性犯罪者的人格特質、作案手法及刑案現場的跡證特徵。採用量化途徑，則利用統計程序進行官方統計數據檢驗，以初步確認出各種人口特徵、生長環境背景變項以及犯罪者的特質。以往國外相關文獻的研究重點在於討論何謂犯罪剖繪、犯罪剖繪要如何實施、何種情境下使用犯罪剖繪，而沒有提供實徵的證據去支持犯罪剖繪如何被具體實施，最受批判的即為FBI的研究者，因為他們大多數的論文都是以個案討論方式，充斥他們個人辦案經驗與具有豐富故事性的色彩。因此，目前犯罪剖繪發展遇到瓶頸如後：
1. 根據有限的個案作推論，樣本無代表性，無法類推到母群體
2. 過分依賴官方紀錄，但警察紀錄通常不是為了研究目的，因此其適用性大有問題。
3. 推論方法未明確說明，有些作者引用小說情節作為研究資料來源。
4. 經常引用報紙作為資料來源，引用未經查證的私人紀錄。
5. 超越個人專業發表意見，利用直覺和經驗在研究上。
6. 大多數的文章是半自傳形式或期刊論文，而非有系統的學術論著。
7. 依賴事後資料，傾向支持研究者原來的假設。
8. 缺乏操作型定義，未檢驗加、被害者之間的互動。
9. 缺乏信效度研究，欠缺理論基礎。
10. 沒有完整蒐集犯罪者的背景資料，也沒有運用控制組。
11. 太過相信自己的研究，沒有仔細經過檢驗和追蹤剖繪結果。
12. 偵查人員經常只注意到剖繪的某一部份，而非整體。
近期犯罪剖繪研究就強調嚴謹統計分析，如Kocsis、Canter等人，以確保犯罪剖繪的理論可推論至不同類型的犯罪，以及跨文化（國界）犯罪，如表1分析比較。
表1. 國外犯罪剖繪技術之演進
學者 觀察基礎 分析内涵與見解 比較差異
Groth(1977),Rape: Power, angry and sexuality 心理動機
（醫療診斷） 1. 主張權力、憤怒才是強制性交犯作案內心真正的心理動力，性侵害是一種假性的性行為，性侵害是地位、侵犯、控制與主導等驅力的一種呈現。
2. Groth等人原先係以醫療診斷（提供犯罪處遇與矯治參考）為目的進行研究。對警察偵查活動幫助不大（因需犯案動機與犯罪行為進行脈絡分析，方能確認或排除嫌犯特徵）。 比較從「心理動機」與「犯罪行為」等不同觀察基礎，優、缺點分析如後：
1.優點：
(1) 研究範疇廣泛：研究領域多樣性，涵蓋心理、矯正治療、犯罪偵查。
(2) 雖然各個研究方法不盡相同，但在心理動機及犯罪行為類型行為的各別研究上，有產生雷同、類似的結果。
2.缺點：
(1) 犯罪型態的干擾結果不同類型，需分別深入分析研究。
(2) 研究樣本因素干擾研究結果，陌生人性侵均未隨機抽樣願意接受調查的資料是否具有樣本代表性？
(3) 類型分類過於武斷，意義難以解釋，Kocsis研究的中『犯罪人帶走武器變項』，在『性』（sexuality）類型中的意義應作如何解釋？
(4) 同一作者之分類方法不斷變更，現場特徵的權重問題，理論基礎不夠堅實
3.建議：
(1) .加強本土化的性侵害類型行為研究：性侵害犯類型涵蓋多個層面，其最終目的均係回歸至實質的運用（如心理、矯正治療、犯罪偵查等層面）
(2) 各研究多係以拘禁於矯治機構內的人犯對研究樣本來源，進行類似研究的同時，應致力於力促樣本的母體代表性，並累積研究、持續修正。
(3) 加強犯罪偵查領域的行為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尋求突破、朝實證資料、科技整合研究方向；藉統計強化其可行性（科學性）、並克服不同國級文化差異性。
Hazelwood (1995),Rapist 從犯罪現場的靜態證物，依據歸納方式，推測潛在加害者之動態行為跡證 1. 達成剖繪目標所使用分類結構（方式），針對被FBI或其他警方逮捕性 侵害加害者進行訪談，因此，恐怕抽樣偏誤之研究方法疑慮。
2. 有關性侵害犯罪歷程之行為跡證訪談主軸聚焦於：（1）接近方式、（2）控制方法、（3）訴諸暴力程度、（4）被害人抗拒方式、（5）加害人對被害人抗拒的回應、（6）性功能障礙、（7）性行為的型式及次序、（8）言談措辭內容、（9）被迫強迫說出特定語句、（10）態度突然轉變、（11）加害者所採取鑑識防範作為、（12）帶走的物品或戰利品、（13）顯示曾被尾隨跟蹤的跡象。
Ressler, Burguess, Douglas(1998), 犯罪分類手冊(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CCM) 心理動機 1. 犯罪分類手冊（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CCM）目的有四：
(1) 將刑事司法領域中的術語統一；
(2) 促進刑事司法領域內的溝通，如刑事司法與精神醫學之間的交流；
(3) 教育刑事司法體系的人員及大眾；
(4) 發展資料庫供作偵查研究之用。
2. 犯罪分類手冊針對謀殺、強制性交、縱火等不同類型犯罪，提供特定犯罪的系統化及一致化的分類。
Holmes(2002),Profiling violent crime: An investigative tool 心理動機 1. Holmes聚焦於性侵害加害者的社會特質與犯案過程的基本要素，進行區辨不同心理動力（犯罪動機）的性侵害犯罪類型；此一分析技術可提供警方擬定偵詢或訪談策略。
2. 有關加害者的社會特質，聚焦於個體的生長背景及所處的社會環境變項。
3. 加害者犯罪歷程，聚焦於不同性侵害加害者，於著手進行犯罪的前、犯罪中、犯罪後等三階段出現的基本特徵行為。
4. 心理動機：Learning/Experience→Paraphilic Lovemap(變態性愛圖像) →Fantasy(性刺激的心理影像,Sadistic Pornography & Fantasy Story) →Script(劇本) →Act out with Consent Partner & Masturbatory Activities (找妓女或手淫) →Template(樣版、儀式、具體的劇本) or Behavior(戀物、窺淫、偷竊->性侵、性虐待、性侵殺人) →Evidence(M.O. & Signature) →Characteristics(Crime Scene, Offender, Offense, Victim) →Mental Trails→Narrow down scope and Arrest the criminal.
Turvey(2002), Criminal Profiling: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 evidence evidence 行為-動機(Behavior-Motivational typology) 1. Turvey根據Groth的演繹式分類，但重心放在犯罪者的行為。
2. 犯罪動機可從犯案行為跡證被推斷出；針對犯罪者的（1）接近法、（2）攻擊法、（3）言語行為、（4）性侵害行為、（5）肢體行為、（6）作案手法行為、（6）簽名特徵等進行分析。
3. Turvey將剖繪的方法區分為歸納法（歸納統計，得犯罪者的剖繪特徵，再依據偵查經驗，推論同類的未知犯罪者特徵，猜測可能犯錯）與演繹法(演繹推理，依據物證及行為跡證、被害調查和刑案現場特徵，導出犯罪者的人格和生活型態)。
Canter(1990),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sexual offence behavior: Developments in Offender Profiling 犯罪行為 1. Canter提出偵查心理學(Investigative Psychology)：依據每位加害人作案手法不同，分辨特定加害人的人格與動機。Canter從犯罪者的 （1）人格特質一致性、（2）個體之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含意、（3）犯案後對證據鑑識認知等3種基礎假設，建構偵查心理學的基礎。
（1） 人格特質一致性（consistency）：Canter相信犯罪者對待受害者的方式會與他平日對待其他人的方式類似。
（2） 個體之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含意：犯罪者會選擇他感到舒服且可控制的熟悉區域為犯罪地點。
（3） 犯案後對證據鑑識認知：犯罪者會從過去經驗中學習並在後來的犯罪中改進他們的犯罪及預防行為。
2. 從相關文獻歸納性侵害加害者的犯罪動機，再利用統計學的最小空間分析（small space analysis），擷取犯罪現場行為變項，並計算出變項的出現頻率與變項間的相關程度。
3. Canter主張如僅以某種犯罪動機就要涵蓋所有性侵犯罪，有其研究上限制；應從多面向理論（如親密群組、性慾群組、暴力群組、無情群組、犯罪性群組等5種行為群組進行詮釋理解犯罪動機。
4. Canter雖然針對犯罪現場行為特徵進行分析，但是親密群組、性慾群組、暴力群組、無情群組、犯罪性群組等5種行為群組進行詮釋理解犯罪動機，頗為主觀。
5. 犯罪現場行為與加害人特性推測的關連性統計分析稍嫌薄弱。
6. Canter未明確說明如何將其研究所得的分類法，實際應用到犯罪偵查實務中。 1. 偵查心理學與犯罪行動剖繪之比較：
2. Canter與Kocsis均採取官方文件內容，先收集現場行為之作案手法變成統計分析變項，尋找不同類型（變項）的關係，結果不可重複，較客觀。
3. Canter與Kocsis均採取客觀多變量統計法，如最小空間分析法(SSA)、多元尺度分析法(MDS);兩種研究方法均著重資料蒐集、側面調查、深度訪談，如此研究途徑為犯罪剖繪研究另闢途徑，同時注入新活力。
4. 兩種研究途徑性質趨近實驗犯罪學，以探討犯罪現場行為變項的相似性(共通/同)與相異性(獨特)，提供了一種改變研究的貢獻（使用統計方法），發展具競爭力的剖繪理論，有助剖繪科學的發展。
Kocsis(2002,2005,2007), Offender Profiling: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 犯罪行為 1. 犯罪行動剖繪(Criminal Action Profiling)：運用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s)等統計技術，進一步檢視加害人與被害人的特性及兩造的互動情形，從中篩選出犯罪現場的明顯行為，進而連結或推論特定強制性交加害人的特性。
2. 可更新、可驗證、有多變量統計結果的支持->對性侵害犯罪偵查實務的研究最有幫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國外學者對於犯罪剖繪理論與實務之研究，比較不同研究途徑（approach）差異。
代結論
一、司法心理衡鑑報告（Forensic Psychological Report）
有關家事案件、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心理評估與諮商輔導，必需具備嚴謹、詳細、系統化且符合個案需求之評估策略，如下︰
1. 評估之摘要或結論必須能解釋案件之法律爭議點。
2. 個案中心理因素和法律問題的兩者因果關係必須清楚解釋。
3. 研究結論必須符合相關心理學之標準規範。
4. 要能接納其他不同專家或治療者建議與善意批評。
5. 支持專家的結論之相關實證研究應該被重視。
6. 研究建議必須實際可行方案。
7. 提供社區治療或處遇方案必須要能落實於社區中執行。
8. 提供建議改善方案必須符合相關法律規範。
9. 提供建議應該清楚、易懂且無艱澀難懂的專業術語。
完成司法心理衡鑑/評估後，司法心理學家所作成專業報告結論必須符合邏輯嚴格論證過程；對不具心理學專業知識背景人士，如法官、陪審團，讓他們理解複雜心理學原理、原則，進而簡單、有效率認識/理解報告的內容。因此，司法心理學專業報告之結論和建議，應該能夠協助法庭發現案件真實，而非增添案件於訴訟過程困難、或渾淆案件偵查方向與延宕偵查時效。
基於上述目的，要成為一位稱職司法心理學家必須具備紮實臨床心理學訓練與實務、優良心理衡鑑之技術、優秀溝通技巧與豐富司法心理評估/衡鑑實務經驗。
1. 司法心理學家應該基於實際案件內容，作出嚴謹專業鑑定報告。
2. 司法心理學家不應該提供非專業能力範圍之意見。
3. 司法心理學家必須清楚認識自己專業領域之研究限制，區辨哪些是自己專業領域範疇，並僅能在自己專業領域發表專業鑑定意見，如此一來才是合格的專家證人。
二、犯罪剖繪技術未來研究趨勢
國外學者Kocsis、Canter等人針對犯罪剖繪所做一系列研究來看，他們都戮力證明犯罪剖繪理論之基本假設：(1)犯罪者的核心人格特質恆定不變；(2)刑案現場跡證反映犯罪者人格特徵；(3)連續型犯罪之作案手法相似；(4)犯罪人之簽名特徵（signature behavior）具有恆定性。目的就是為使犯罪剖繪技術能夠通過「佛萊法則」與「道伯特測試法則」考驗，進而成為法庭上論罪證據與應用於犯罪偵查與預防之有效工具、策略。
從Dowden、Kocsis、Canter等人的研究突顯出幾個值得關切的部分，如近幾年有關犯罪剖繪的論文發表數大量增加，但該領域研究者鮮少發表多樣化的論文，卻只是投稿其他不同的期刊。此外，大多數的論文重點都在於討論，但對犯罪剖繪的理論面並未透徹瞭解。甚者，儘管研究者較過去頻繁將研究成果提交同儕審查機制，但缺乏更多樣精確研究方法。
綜上所述，犯罪剖繪這項技術如要發揮其效用，必須經由更嚴謹檢驗不同案類之連續型犯罪案件，藉由完整資料蒐集、分類、明確變項操作型定義、透過更高深統計技術考驗、系統化歸納研究成果；同時，導入心理衡鑑（測驗）、諮商訪談技術，針對國內罕見連續型犯罪者進行衡鑑、訪談，將有助釐清犯罪者著手實行犯罪時之心理歷程、或犯罪背後潛藏動機，進而建構其明確心理病理模式（架構），如此才能演繹類推至相似犯罪案件之理解。
參考文獻
廖有祿（2006），《犯罪剖繪～理論與實務》，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Bartol,C.R.＆Bartol,A.M.(2008).Current perspectives in forensic psychology and criminal behavior. Thousand Oasks,CA:Sage,3-13
Hare,R.D(1996).Psychopath: a clinical construct whose times has come .Criminal Justice and Bahvior,23(1),25-54
Muller,D.A(2000).Criminal profiling: real science or just wishful thinking. Homicide Studies,4,234-264
Kocsis, R.N., Irwin, H.J., Hayes, A.F., & Nunn, R.（2000）. Expertise in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5, 311-331.
Kocsis, R.N., Hayes, A.F., Irwin, H. J.（2002）. Investigative experience and accuracy in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of a violent crim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7, 811-823.
Kocsis, R.N.（2003a）. Criminal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Validities and a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7, 126-144.
Kocsis, R.N.（2003b）.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ontent in criminal psychological profi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7, 38-47.
Kocsis, R.N.（2004）. Psychological profiling of serial arson offense: An assessment of skills and accuracy.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1, 341-361.
Kocsis, R.N.（2007）. Criminal Profil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Humana Press.
臺灣發展測謊鑑定之理論、實務及展望
臺灣發展測謊鑑定之理論、實務及展望
范兆興
摘要
測謊編題技術可概分兩大類：「對照問題法」及「緊張高點法」。對照問題法主要利用「犯罪有關問題」與「犯罪無關問題」兩種問題的生理反應比較，來判定嫌犯說謊與否；而緊張高點法則是利用類似選擇題的問卷編題方法，讓知情犯罪細節者才會對關鍵項目（key item）有反應，而不知犯罪細節者不會反應，來判定嫌犯涉案與否。無論是「對照問題法」及「緊張高點法」的編題技術，它們的理論基礎都是建構在「心向」的概念上，Backster（1962）認為「心向」（psychological set）係指一個人的害怕、焦慮及恐懼「轉移」至對其一般福祉、自我防衛有立即且最大危險的處境。他（她）將注意力「轉移」對本身有較麻煩且較具危險的刺激上，藉由感覺器官建立「心向」。
測謊運用臺灣司法審判實務受到相當限制，並非對任何犯罪案件均得測謊，測謊鑑定需具體行為作為測試標的，其結果均可由相關事證來覆驗，至於有無言語恐嚇係屬感官知覺，無法檢驗測謊結果之正確性的情況，即不宜進行測謊。臺灣刑事訴訟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報告祇為形成法院心證的資料，對於法院的審判並無拘束力，故待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職權予以調查，以期發見事實之真相，不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依據。
壹、前言
Hess及Kleck（1997/1990）曾提出四個說謊的標記（markers）：（1）說謊行為中引發自主控制（voluntary control）所產生的標記；（2）心理生理學的（psychophysiological）標記（諸如眨眼、瞳孔擴張）；（3）情緒的標記（indicators of affective states）（例如，罪惡感）；（4）說謊時源於認知需求的標記（markers due to cognitive demands that arise when a deceptive message is being produced.）。
針對說謊所衍生的上述四個標記，陸續發展出許多偵測說謊的技巧，其中，測謊機（polygraphy）是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偵查、審判上普遍被運用的技巧之一。測謊機（polygraphy）是民間的俗稱，正確的學術名稱是「多項記錄儀」（黃富源，2007）。這是心理學研究中最早的設備之一，將生理技巧運用在偵測犯罪嫌疑人於調查階段的行為改變，最早是在19世紀末於義大利進行這樣子的嘗試（Kircher & Raskin,1992）。在測謊機上記錄的生理活動，通常包括皮膚活動、心跳、血壓及呼吸等。
發展至今日，測謊機已經衍生許多的測驗方式：相關與不相關測驗（the Relevant-Irrelevant Test）、控制問題測驗（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犯罪罪惡感測驗（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直接謊言測驗（the Directed Lie Test）等（Toglia et al.,2007）。
貳、測謊基礎理論與測驗方法
一、測謊基本理論介紹
（一） 害怕被偵測理論：生理反應是由於害怕說謊被偵測出來後，會遭受到懲罰或其他不良後果所產生。這些後果包含謊言被偵測出來後的法律責任、失去自由、工作、讓家人難堪、遭受社會大眾的譴責等。
（二） 認知感受：受測者的生理反應來自於對受測者本身有明顯意義的訊息，無關於問題回答時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此測謊人員必須要使受測者在心理上明顯區分出相關問題、控制問題及無關問題（但並非告訴受測者，何者為控制問題，何者為相關問題）；並且在控制問題法（CQT）中試圖平衡相關問題與控制問題。
（三） 操作制約理論：生理反應是因受測者犯罪後的道德、價值聯想所引起的情緒所產生這種情緒是由學習而來，由於個體犯罪後在道德、價值觀相互衝突所引起。
（四） 古典制約理論：生理反應是由於非犯罪感之聯想情緒所產生，如精神創傷（P.T.S.D）等。例如，誠實的強姦被害者，其對相關問題之生理反應，可能由於聯想到被害情節，而非說謊。這類受測者可從其飲食及睡眠狀況方面來探知，因此對某些犯罪被害人，可改變編題方法，來改善這種非犯罪感之聯想情緒所產生之生理反應。如果受測者明顯是精神創傷者，不宜施測。精神創傷者經常是在重複同一行為或動作所引起，但亦可能由單一精神創傷事件產生。
（五） 心理狀態（詮釋控制問題法/ CQT）：受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對他有立即、最大威脅的事件，該事件因而產生受測者的生理反應，此是用來詮釋控制問題法為何有效的根據。
上述之測謊理論在一個測試當中，並非單一發生，有時必須同時用好幾個理論來說明測試；且測謊與情緒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進行測謊之前必須先對受測者實施「測前會談」，此目的係在整頓受測者的心理，與培養施測者、受測者兩者良好互動，以避免無辜受測者無法通過測試。「測前會談」的內涵，如後：
(一) 取得受測者的同意
目前法律上並無當事人須接受測謊的規定，因此測謊之前應得當事人同意，一方面將測謊準確度委由當事人自由處分，另一方面符合目前的法律要件。
(二) 評估受測者之心理及生理穩定性以進行測試
若受測人的生理或心理處於不健全的狀況下，並不宜接受測謊。一般而言，施測者若發現受測者有下列情況，即不適合進行測試：
1. 受測者心理或生理方面疲乏。
2. 受測者情緒上極度沮喪、太過興奮，並不適合進行測試。
3. 已知受測者有服用鎮靜劑、興奮劑、毒癮、精神疾病。
4. 受測者身體上有明顯重大不適、持續性的失能，可能會引起異常的反應。
(三) 客觀評估受測者的人格特質
可經由受測者的溝通型式（如與人溝通上是條理分明的、非情緒化、情緒化或直覺式的）、其口語及非口語行為會顯露其興趣、嗜好、堅定的個人信念，上述的觀察可使施測者有效評估受測者的人格特質。同時，受測者亦會經由觀察施測者的行為暗示（cue）及口語的陳述來發表論點，並決定減弱或增強其回應。
(四) 確保施測中合宜的心理狀態
測謊鑑驗時，施測者總是希望能提供一個結論來供參考，然而，有許多原因會影響具體結論。一般而言，受測者在測試中之心理狀況即是造成不確定結果的常見因素；如受測者在施測過程中呈現較低的壓力水平或生理喚起，施測者必須使用一些步驟來提高受測者的生理喚起，以達到測謊結果之成效。相反的，若受測者在施測過程中呈現較高壓力水平或生理喚起，則施測者必須給予降低，使得測謊所得結果合乎自然常態。
再者，施測者應藉由「測前會談」、「施測過程」來發覺受測者的思考歷程，與他（她）是如何處理這些訊息？Kaplan與Sadock所提到認知模式的基本法則，如下，可以應用測謊時解讀受測者的思考歷程。
1. 有機體靠建構情境的方式來決定他們的行為與感受。也就是說，假如他們把情境解釋具危險性，他們將會有焦慮感並且準備自我保護、逃離。
2. 對於情境中潛在壓力的解讀是種動態、持續的過程，包含持續評估外界情境、個人的應付能力、可能的風險與代價及各種可以運用的策略。當個人評斷其重大利益會有風險時，他們將會傾向對相關的危險、損失採取利己的高選擇性、或自我強化。個體對情境的認知建構係負責對某個特定影響因子的觸發，並啟動或抑制個體反應（如焦慮、罪惡感、羞恥感）；個體會依驅動反應之認知結構內容，來選擇直接面對戰鬥、逃離、退縮。
3. 每個人都有特殊的弱點與敏感度，使自己心理陷於痛苦。這些特定敏感度會由某一類特定的壓力源所觸發，且每個人的壓力源是不盡相同的。
4. 壓力源會損害正常的活動。當重大利益遇有風險時，會啟動原始、利己的認知系統，個人將會有極端的、獨斷的、絕對的、全面性的評斷。接著，他（她）將無法自我控制思考過程、降低有關終止奇特思考強度之能力，並伴隨著降低推理、回憶與注意能力。
5. 個體不同的人格組成，可以說明在面對相同壓力源情況下，其敏感度會有極大的變異。因此，一個較獨立自主的人跟依賴社會的人，他們面對壓力源的反應是不同的。
6. 一個人在面對社會心理性或象徵性以至身體性的威脅時，可能會有相同的反應。因為不管面臨的威脅、挑戰是社會批判或身體攻擊，其所動員「攻擊—逃離—愣住」的反應，涉及相同的認知啟動系統水平。
(五) 告知受測者儀器與測驗的特徵屬性
(六) 對個案事實作深入的分析
對個案事實作深入分析時，儘量讓受測者自己陳述，少講多聽，做非控訴語氣的案情深入回顧。在回顧案情之後，使無辜者了解細節，確信自己並無涉案；使有罪的人，在聽到細節之後，會更加恐懼。
回顧個案事實可以發現受測者無法接受的部分。一些測謊人員會把「測前會談」當成是「帶領受測者走過犯罪過程」，這樣的做法，可以強迫有罪的受測者經歷下列事實：
1. 再度去體驗犯罪。
2. 回答「不是」時係說謊。
3. 把注意力集中在威脅其生活或自由的最大威脅問題上。
就施測者而言，個案事實分析的效益在於自我證實：
1. 施測者提供更好的機會來使用「傾聽」或「觀察」的技巧，用以獲得更多關於受測者的訊息。
2. 誤解、不一致的議題可以獲得解決。
3. 這些訊息可以發展、形成測試中的問題。
(七) 詳細的探討所有即將在施測中被詢問的問題
為避免受測者大腦網狀系統，對突如其來的訊息有所反應而產生圖譜的干擾，施測者在確定受測者完全了解每一個測試問題的涵意，而且對測試問題可以簡單的回答「是」或「不是」，對於測謊結果的準確性有關鍵性影響。因此，回顧討論測試問題，一方面使受測者在測驗上有較活潑的參與感，另一方面可減少不必要的干擾因素。
二、相關與不相關測驗（the Relevant-Irrelevant Test）與控制問題測驗（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
相關與不相關測驗（簡稱RIT）與控制問題測驗（簡稱CQT），是比較受測者對兩組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都是回答「是」或「不是」。在RIT中，受測者回答中性主題之不相關問題，所引起的生理反應，與回答涉及調查中特定或與控告有關之問題，所引起的生理反應，兩者相互比較。至於相關問題的形式，例如在「你有刺X先生嗎？」這個問題的基本假設，是認為無辜的與有罪的受測者在回答這種相關問題反應不同，對有罪的受測者而言，他們回答相關問題的生理反應，比回答不相關問題的生理反應，要來得較緊張（more intense）；然而，無辜者回答這兩類問題的生理反應則會相等。但Honts研究團隊（1995）則認為，不僅只是有罪的受測者，甚至無關的、講實話的受測者，也知道上述相關問題是與本案相關，而且也會在回答時出現生理反應，而這個反應並非源自說謊，而是出自問題本身具有挑釁性，或是因受測所帶來的緊張不安。如此，RIT可能會產生高比例的偽陽性錯誤（false positive errors），將說實話的無辜者視為有罪者（Honts et al.,1995）。
CQT與上述RIT有關，然而，CQT不同於RIT者，在於是以控制問題進行比較。控制性問題會先在尚未操作測謊機前進行的訪談中（pre-polygraph interview）建立，這些問題都是有意地模糊，並涉及受測者過去生活經驗中，與多數一般人都會犯下但是羞於承認的問題。透過這樣的安排，可以預期受測者回答的「不是」，並不完全都是實情，因此，也會出現生理上的反應（Kircher & Raskin,1992）。而在上述的訪談中，受測者會被告知，犯下正在調查中犯罪案件的行為人，也會犯下控制問題中提及的那些行為（Honts et al.,1995）。控制問題的形式，例如「在你22歲以前，是否曾拿過不屬於你的東西？」控制問題被設計成與相關問題類似，以便促使無辜的嫌疑者對所有問題都會關注，而不是僅注意到相關問題（Raskin et al.,1989）。並預期無辜的受試者，對控制問題的反應，比對相關問題的反應要更為強烈或相等（Kircher & Raskin,1992）。CQT通常至少包含三次重複的控制問題，其中會夾雜幾個不列入評估的問題，每次所重複的問題，則會以不同順序之不同形式呈現（Honts et al.,1995）。
上述的CQT建立在幾個假設上，例如，受測者對控制問題會說謊；對於控制問題所引發的生理反應，小於對案關問題（critical question）的反應；對於重複性問題的反應是相等的；針對特定案件所設計的問題，相互間是可以比較的（Fiedler et al.,2002）。評估的建立，是根據測謊機上的記錄，不包括施測過程裏所出現的行為線索，也不包括與受測者有關的其他訊息（Raskin et al.,1989）。
CQT是目前在犯罪偵查上運用最廣泛的技巧，目的在於排除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嫌疑者，以節省犯罪偵查的成本，所以很顯然地，測謊機是運用在犯罪嫌疑者，而不是目擊證人或是被害人（Toglia et al.,2007）。
三、犯罪罪惡感測驗（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犯罪罪惡感測驗（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簡稱GKT）又稱隱匿知識測驗（the Concealed Knowledge），這個方法是運用來評估嫌犯是否擁有只有犯罪者才會知道的案關知識（Kircher & Raskin,1992）。這個測驗是由一系列的複選題所組成，正確的本案細節也鑲嵌在其中，例如，若發生一件涉及1,500萬元損失的銀行搶案，則控制問題的答案會有1,000萬、1,200萬及1,800萬元。通常受測者被指示對出現的選項回答「不是」，而出現的選項會包括正確的答案。GKT的施測目的不在偵測犯罪，而是在偵測犯罪知識，這個測驗的背後理論基礎，在於反應的調整及習慣性（orienting response and habituation），前者會因為新奇的刺激物、刺激的改變、或具有單獨價值的刺激物等所引發（Toglia et al.,2007）。
相較於CQT，GKT運用得比較少，原因是只有少數的情況適合使用GKT，第一，受試者必須有注意到犯罪現場的這些細節，必且有所記憶；第二，GKT所選擇的細節，又不能洩露出隱藏在背後檢查的意圖（Toglia et al.,2007）。Maclaren（2001）曾列舉四種適合使用GKT的情況：（1）為了發現特定嫌犯是否係具有犯罪知識的刑案調查；（2）證人知道特定的犯罪事實，但是不願意揭露；（3）為了確認私人資訊的安全；（4）為了在幾個有限的選項中，搜尋正確的答案。
參、測謊鑑驗技術研究及信度、效度
一、測謊鑑驗技術研究
針對測謊機的研究，主要是關心它的正確性，即它判讀有罪者（guilty）、無辜者（innocent）的正確性！一般來說，測謊機所產生的錯誤可以分成兩種，即偽陽性錯誤（false positive error）與偽陰性錯誤（false negative error），前者是將無辜者看待為有罪者，後者則是將有罪者看待為無辜者。
有關測謊機效度的資料可以區分為實驗室的研究與實地研究，實驗室研究的優點，是清楚知道受試者誰是說實話或誰說謊，但最大的缺點，在於實驗室的受試者無法與實際生活情形的動機相比擬，因為實際生活中的嫌犯，會比較有動機要通過測謊機的偵測，而實驗室的受試者則只想到通過後可以拿到酬勞。而實地研究的最大問題，在於如何建立真實的標準，區別真實的最好依據似乎仍是嫌犯的完全自白（Raskin,1987），但是自白通常都是實施測謊後才取得，因此區別真實的標準會與測謊的結果相混淆（Toglia et al.,2007）。
二、測謊的實施及影響信、效度的因素
進行測謊，事實上與進行一項標準的實驗程序一樣，必須有著嚴格的控制，以減少測試過程的干擾，提高測謊的準確性。這些嚴格的控制，橫斷面包括了儀器、受測者、施測者與施測情境的標準化；而完整的測謊程序，在縱貫面則包括了四個階段，即資料搜集、測前會談、主測驗和測後會談，但這些過程更需要謹慎操作，才能提高測謊的效度與信度（黃富源，1985）。
影響測謊結果準確性因素有許多，如受測人的人格特質、施測者技術訓練成熟度、受測者所使用抗制措施等，Ney（1988）提出在測謊時引起生理反應的情緒狀態，除了是由於說謊的行為外，亦可能是由其他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當一個人的誠實面臨考驗與威脅時，容易因情緒受到刺激引起生理的變化，像生氣、害怕、羞恥、罪惡感等其他情緒的因素個別或混合的反應。舉例而言，當一位安靜內向且不擅長表達的婦女，在她被告知必須測謊鑑驗以確定是否有竊取老闆的財物，這名先前即已否認涉案的婦女可能，因為自己的誠實品德遭到質疑而產生生氣的情緒狀態，以致在該案情問題上發生生理反應，即使她所說的是實話，無辜者也因此而被判有罪者。
Levey（1988）提出人格特質對測謊（polygraph test）影響的因素，分別有（一）偵訊暗示性（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二）心理疾病、（三）焦慮特質。但是Gudjonsson針對Levey的論點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偵訊暗示性而言，Levey並未針對它是如何影響測謊結果，而且也無任何研究證明它與測謊結果之間的相關性。再者，心理疾病的受測者是否較容易測謊尚有爭議性，而且在真實的案件中情形如何亦不清楚。對焦慮特質部分，有些研究顯示受測者之焦慮特質會影響測謊發生偽陽性及偽陰性的測試結果。
另外，在測謊時受測者常用抗制措施方式有（一）受測者在被問及與犯罪相關問題時，企圖壓抑自身的生理反應，如放鬆（relaxation）、生物回饋法（biofeedback）或心理分散法（mental distraction）等、（二）使用藥物以降低自己的生理反應、（三）刻意增加自己在被問及與案件無關的控制問題（CQT）上的生理訊號強度，如增加手臂肌肉緊張程度。
綜合各種影響測謊的因素，可以歸納為受測者因素、施測者因素及施測因素三項：（一）受測者因素包括人格因素、態度以及受測者採取的反抗方式。（二）施測者因素，施測者的素質與訓練，是影響測謊的最重大因素，也是專家質疑測謊可靠性的重點。因為測謊的施測必須編製問卷、調查資料及嚴謹控制施測過程，而施測結果的解讀，更是一種專業知識。如果施測者不符資格，則施測的信度與效度都將受到強烈質疑。（三）施測因素，例如測謊情境未標準化、測謊室的溫、濕度不合宜、測謊室擺設不當等等（黃富源，1985）。
三、CQT的心理計量品質（Psychometric Qualities of the CQT）
CQT的使用已經超過四十年，最早針對它所進行的效度研究是出現在1970年的早期，Raskin（1987）發現對有罪者及無辜者的正確率，分別有90％及80％。1989 年Raskin及其團隊發表了四個實驗室的研究報告，結論中提到對有罪者及無辜者的正確率，分別有97％及93％。Kircher及Raskin（1992）在檢視一些實驗室研究與實地研究後，發現相當低比例的偽陰性與偽陽性錯誤。在偽陰性錯誤部分，實驗室研究有7％，實地研究有10％；在偽陽性錯誤部分，實驗室研究有13％，實地研究有20％。Patric和Iacono（1991）檢視溫哥華地區過去五年警方所製作的402份CQT報告後，也發現錯誤比例相當低。不過，當這些報告中沒有自白佐證時，則是憑藉著司法調查的證據、物理證據、其他目擊證人等，設法拼湊出事實的原貌，研究發現對無辜者及有罪者的正確率，分別有55％及98％。有罪者的正確率會這麼高，是因為僅有少部分的案件不是憑恃自白來證實，通常只要是受測者真的有罪，那就會呈現出CQT的高正確率結果。CQT的主要問題，在於偽陽性的比率（Toglia et al.,2007）。
最近，Fiedler及其研究團隊（2002）從心理評量的觀點檢視CQT後認為，「現行CQT的實施並不能打著科學的心理學名號」（The current CQT practice is simply not the kind of procedure that should be sold in the name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pp323）。他們注意到沒有人針對CQT的內部前後一致性即標準信度進行過研究。眾所周知者，一個測驗的有效性不能超過它的可信度，然而，CQT所獲致的多種生理反應測量有無符合前後一致的標準，仍然並不明確，我們要問的是，如果這些來自不同的測量發現沒有聚集時怎麼辦？或是如果控制問題無法測量相同的行為？甚至是當控制問題是出乎施測者的直覺，致使CQT的客觀性建立在對結果的解釋，而不是在測驗的建立上！Fiedler及其研究團隊（2002）不同意CQT的決策模式，特別是它的效度方面，CQT對於說謊與心身反應的關聯假設是錯誤的，特別是情緒並沒有與特定的心理反應模式有關聯（Saxe & Ben-Shakkar,1999）。因此，不能推論說謊就會引起反應，進而對於說謊對於控制及相關問題會產生不同生理反應的講法，也是值得懷疑。儘管CQT的效度已多所討論，但Fiedler及其研究團隊（2002）仍舊強調，樣本的偏誤會影響施測結果的解釋，他們認為，對於CQT的評估不能超越50：50的基本線，因為連有罪的認定通常都會遠高於此！
面對上述難題，Honts研究團隊提出以Direct Lie Test（下稱DLT）為解決方案，這種測驗是假設受測者面對「你曾經說謊過嗎」這樣的問題時，會回答「不」，換言之，他們被教導說謊。這樣的問題形式，讓受測者知道施測者的目的，在於想知道受測者說謊時的反應。相較於CQT，這個DLT的優點在於並非讓受測者置身於困窘的局面（藉此引起生理的反應），因此，所有的受測者面對的是相同之直接說謊問題（directed lie question），施測程序較為標準化。況且，DLT較容易操作，Honts研究團隊（1995）認為即使DLT的正確率沒有較高，至少也不會比CQT差（Toglia et al.,2007）。
肆、臺灣審判實務對測謊鑑定之見解
一、證據能力與證明力的疑義
臺灣目前審判實務通說，係全面肯定測謊鑑定報告書具有證據能力。在上述前提下，又有下列的三種類型（陳鴻斌，1998）：
(一) 承認測謊有證據能力，但證明力則由法院認定之，代表性實務見解為臺灣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163號刑事判決（陳鴻斌，1998）。另臺灣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936號刑事判決認為，「該測謊結果，如就有利之供述，經鑑定人分析判斷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依補強性法則，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之佐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職權」，亦足為說明。
(二) 直接採認測謊證據能力及證明力者，代表性實務見解為臺灣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791號刑事判決（陳鴻斌，1998）。近期之臺灣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753號刑事判決認為，「測謊技術既係本於心理學及生理學之理論為基礎，並佐以科學儀器詳實記錄受測者應答時之各項反應，復由專業人員進行問題設計及結果判讀，所得測謊結果自具有相當之可信性。倘測謊人員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雖不能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亦支持這個。
(三) 承認測謊證據有證據能力，但是否認有證明力。代表性實務見解為臺灣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5號刑事判決（陳鴻斌，1998）。
二、臺灣法院審判實務發展出「測謊基礎要件」與「測謊實體要件」
陳鴻斌（1998）認為，測謊證據無法如同DNA比對等，其正確性幾達絕對客觀而得採為主要證據，僅能作為補強證據，也不能以之為認定事實之唯一證據。唯測謊證據雖僅具從屬性，但卻常與主要證據結合發揮證明力，對待證事項具有舉足輕重的效力。因此，建議以「測謊基礎要件」判別測謊有無證據能力，再以「測謊實體要件」判斷有無證明力。這樣的看法，其實與審判實務歷年來發展的看法，不謀而合。
（一）早期審判實務並未針對合乎證據能力的測謊要件進行區分
臺灣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5791號刑事判決，「測謊之鑑驗，係就受測人對相關事項之詢答，對應其神經、呼吸、心跳等反應而判斷，其鑑驗結果有時亦因受測人之生理、心理因素而受影響，該鑑驗結果固可為審判之參考，但非為判斷之唯一及絕對之依據，鑑驗結果是否可採，應由法院斟酌取捨」。
臺灣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3339號刑事判決，「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所供述之真實性，倘受測者愈想壓抑其謊言所產生之情緒，在測謊儀器上會愈產生明顯之情緒波動反應，反之，則無此不實之波動反應。從而測謊鑑定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固得供審判上之參酌，惟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憑據」。
上述判決中，對於測謊的實施過程、要件、可信度等，幾無進行討論。
（二）具有證據能力之測謊要件
臺灣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3928號刑事判決，「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雖不能採為有罪之唯一證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之佐證」，在該判決中提出三項要件：（1）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2）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3）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
其後臺灣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936號刑事判決，「故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障緘默權而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測試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基本上也是持續強化上述三個要件。這樣的觀點，在後續的臺灣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 5038 號及89年台上字第 2010號刑事判決，反覆論述。
三、「測謊基礎要件」與「測謊實體要件」的區分
代表性意見出現在臺灣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3969號判決，「測謊鑑定，形式上須符合測謊基本要件，始得賦予證據能力，且必實質上符合待證事實需求，始生測謊實體價值之判斷而得賦予證明力，如未加區分測謊證據之屬性，即逕認具有證據能力，與證據法則自屬有違」，在這個判決中，認為測謊要具有證據能力，必須符合「測謊基本要件」，而測謊結果具有這些基本要件後，始有進一步究明證明力的餘地。
至於何謂「測謊基本要件」，該判決中繼續闡明表示，「測謊程序形式要件之檢驗，如：須受測人同意配合、依賴施測人員之技術與經驗、測謊儀器須良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須正常等項茍缺其一，即足以動搖測謊整體結構而影響測謊結果之實質」，基本上，不脫受測者因素、施測者因素及施測因素三個範圍，與前揭臺灣最高法院所提出的「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亦相乎應，不過又另強調必須「測謊儀器」及「受測人身心、意識」的正常。
最後，臺灣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3969號判決以本案之測謊鑑定報告書，「僅記載採控制問題法之鑑定結果，至就受測人受測時是否同意進行測謊及其當時身心狀態、意識如何，施測人是否具備專業訓練資格，施測過程中所採檢測方法與題組暨受測人對題組發問時反應之圖型紀錄，測謊儀器運作情形及施測環境有無干擾等之鑑定經過事項，俱未記載」而認為本案之測謊鑑驗程序之基本要件有瑕疵。
後續臺灣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9號刑事判決，針對該「測謊基本要件」，又補充認為：「測謊常因被測試者之個性、情緒、心理現象及測試地點、方式之不同，而產生誤差，實務上一向認為測謊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況且測謊若視為被告之自白，該自白亦應出於任意性，始可採為認事用法之基礎，第一審對上訴人實施測謊鑑定時，上訴人猶在法院諭命羈押中，其人身自由既遭剝奪，對之實施測謊所得之結果，自不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云云」。雖然本判決提及之「實務上一向認為測謊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意見，與其他臺灣最高法院的判決意見有所不同，但也補充說明測謊鑑定的實施，必須受測者處於人身自由的狀態。
四、目前審判實務上對「測謊基礎要件」的要求
臺灣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282號刑事判決認為：測謊機本身並不能直接對受測者之供述產生正確與否之訊號，而係測謊員依其專業之學識及經驗，就測謊紀錄，予以客觀之分析解讀，至於測謊鑑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二０八條第一項規定，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測謊檢查，受囑託機關就檢查結果，以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檢查結果之書面報告，即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
(一) 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
(二) 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
(三) 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
(四) 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
(五) 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
其後，臺灣最高法院陸續做出幾個有關測謊的判決，都是援引上述的要件，判斷測謊鑑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例如，臺灣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938號刑事判決、93年台上字第 4405 號刑事判決及94年台上字第7135 號刑事判決等。
伍、比較法觀點
美國有關測謊機所得之測謊結果，可否被採用的判例，首推1923年的佛耶案（Frye v. United States），佛耶法則認為，在科學的證據可以為法庭所採證之前，其實施過程必須先為該所屬專業領域所普遍接受（sufficiently established to have gained general acceptance in the particular field to which it belongs）（黃富源，2007）。
Honts（1994）則認為符合道柏特標準（Daubert criteria；Daubert v. Merrel Dow Pharmaceuticals,1993）者才能作為證據，道柏特標準是指：（1）可重驗性（testability）；（2）知道錯誤率（known error rates）；（3）同儕審核及公布（peer review and publication）；（4）普遍被接受（general acceptance），這樣的標準應該也適用在測謊上（Toglia，2007）。
雖然在北美洲、以色列等處，測謊機廣泛地被運用在犯罪偵查，但是卻未被法院採認為證據（Ben-Shakkar et al.,2002;Saxe & Ben-Shakkar,1999）。在德國，測謊機被排除在所有的法定程序外，不得作為證據（Fiedler et al.,2002）。CQT因為有高度爭議，被認為未符合道柏特標準第四項標準。儘管測謊機被普遍接受，但是Iacono及Lykken訪問了幾位心身研究協會（Society of Psychophysiological Research）及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一分會的成員，結果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並不認為CQT有良好的理論基礎，甚至認為它的效度也不能證實，例如可以運用反制策略減低它的效用；也有人認為它不具有道柏特標準的第一項標準，即可重驗性，因為基礎事實及作為前提的基本機率（priori base rates），無法在實地研究中建立。另外，道柏特標準的第三項標準，因為業有許多有關測謊機的文獻發表，似乎有符合；但是，若再以道柏特標準的第二項「知道錯誤率」，來進行檢驗，卻發現相關研究是缺乏的（Toglia，2007）。
表1、佛萊法則與道伯測試法則之比較表
法則名稱 佛萊法則 道伯測試法則
核心內容 1. 佛萊法則所確立的檢驗科學證據容許性之「普遍接受」原則。
2. 適用佛萊法則時，必經的二道步驟(1)界定科學原則或發現的領域範圍。(2)科學原則或發現是否已獲該領域成員普遍接受？ 專家資格證人，得以意見或其他方式作證，但應符合：
(1) 證言係基於足夠的事實或資料。
(2) 證言係依可信的原理與方法所獲得的結果。
(3) 證言確係採用該原理與方法於本案事實。
遭遇困境 1. 科學原則或發現須要獲得該專門領域成員多少比率接受，才達到普遍接受的標準？
2. 批評佛萊法則的人亦認為該規則把法律應決定的問題交給科學家。
3. 使原告擔負不公平的舉證責任。 1. 鑑驗技術或方法誤差率多少可以被接受？發表於什麼期刊才算正式發表？
2. 若將「是否被證實」作為科學證據的必要條件，因為有些理論已經被觀察確認並普遍被接受，但無法以實驗證實（例如進化論），將產生有無容許性之疑義。
另外，GKT似乎符合道柏特標準而可以被法院採用（Ben-shakkar et al.,2002），而Iacono及Lykken（1997）的調查，也反應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GKT似乎符合科學原則。如果要運用地更頻繁，那麼必須在行政管理及程序上進行改變，以符合GKT適用的前提要件。在日本，這樣的改變已經著手進行，並將GKT援用為標準調查工具（Ben-shakkar et al.,2002）。
陸、結論
科技為偵查插上翅膀，智慧仍是偵查的靈魂。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能給偵查插上翅膀，使刑事偵查對犯罪事實之發現能「觀之有形，聽之有聲，查之有據」，但科技之運用更有賴於人類之智慧。臺灣自2003年9月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引進證據排除法則、傳聞法則，並採行交互詰問制度，由於變革非常大。又刑事訴訟乃確定國家對特定人之特定犯罪事實所實行之法定程序，由於現代因人權思想之發達，刑事訴訟之目的，已趨向「發見真實」與「保障人權」之平衡發展，且因法治國思想凝聚而成的「無罪推定」、「罪疑唯利被告」、「不自證己罪」、「正當法律程序」、「正當法律程序」等原則之建立，國家追訴機關必須證明犯罪人之犯罪事實，且須達到已無任何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始足成立犯罪。因此，在整個刑事訴訟之過程中，證據就顯得格外的重要，而成為整個刑事訴訟之核心工作。
一、臺灣法院刑事訴訟程序之測謊運用趨勢
（一）測謊於近年臺灣刑事訴訟實務，逐漸被使用，司法院網頁法學檢索系統之歷年記載，呈逐漸增加情形，且有使用於無證據而有懷疑之輔助偵查作業之情形（如駕車肇事業務過失之人於死，並無目擊者，僅得以對被告測謊為輔助偵查案例，90台上2757）。
（二）被告於審判程序自白犯罪，且有補強證據，足以證明自白之真實性，原則上即無再對被告作測謊的必要；因之，被告於審判外自白後，事後否認或被告自始否認犯罪，但其所述與其他被告、共犯、證人不一致時，始有測謊之情況。
（三）測謊並非僅於審判程序使用，而被使用於警察機關、檢察官之偵查階段，按偵查中犯罪嫌疑人如無自白，雖已知犯罪事實與犯罪嫌疑（此並非證據，如嫌犯曾出入現場被監視器錄影），得否以測謊為偵查工具或前提，遂取得結果後，進一步促使犯罪嫌疑人自白，再依據自白取得其他犯罪嫌疑以外之補強證據、逕以測謊結果作為有罪起述證據之一，不無疑問。
（四）依據犯罪嫌疑人任意性自白，進而取得補強證據之情形，如監聽電話得知買賣槍枝，警察埋伏交易現場查獲嫌犯，但未扣槍彈，嫌疑自白，帶警取出所持槍彈；或持槍殺人後向警自白，通知警方取出藏置槍彈，以上所取得之補強證據，因源自任意性自白，均得為自白之補強證據。但偵查實務上，有運用測謊結果，而為所謂「突破心防」，得到被告自白，進而依自白在取得補強證據案件。因測謊結果實質上並非被告自白，而被告自白，需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證據。
（五）實施測謊因以取得受測者同意為前提，或可認此測謊結果前提為在被告同意下產生，則將之提示予被告辯認或告知測謊結果後，使其坦承犯罪並供述犯行，或可認為與不正方法無涉。但此與帶不承認被告至現場，或提出被害人相片、驗屍報告等，讓被告因而良心發現主動自白之情形，在方式上類似；惟帶被告模擬現場之攝影，實務上認為方式仍待商榷，不宜採為偵查犯罪的常態。
（六）是否作測謊鑑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因「測謊結果，並不能執為認定犯罪事實的直接證據，僅足供為其他證據是否採取之參考，且應否對被告或證人進行測謊，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斟酌之事項，則原審未對被告、證人進行測謊，尚難認有未儘職權查證之違法」。
二、自白與測謊結果之選擇
（一）實務上，常將被告與證人、共同被告囑由同一測謊機關為測謊鑑定，除非測謊機關將此案件，以「受測者」為分案方式，分由不同「施測者」測謊，較能得到客觀的測謊鑑定結果。因為，如以案件為分案方式，將被告與共同被告、證人交由同一施測者作鑑定，則施測者難免會先有綜觀全案預為判斷被告、證人所陳述何者為真，有先入為主之情形。
（二）實務上，認為遇有刑求抗辯，即應列為首要調查重點，先於其他證據調查；但調查方法仍僅稱傳訊製作警訊筆錄「警察」，此外，似無其他有效調查方法。而以測謊僅係了解被告對犯罪事實訊問之情緒與生理反應，非證明自白取得方式。故測謊結果，審判實務認為不能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並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之佐證，至於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自得依職權自由判斷。
（三）實務上，有對告訴人與被告同為測謊鑑定之案件，該案件被告對否認犯行部分呈說謊反應；告訴人方面，對確認被告其搶奪犯行問句，呈現無說謊反應。但此僅證明告訴人所指訴為真實可採，至於認定被告犯行，實務上認為「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即藉由補強證據之存在，以增強或擔保告訴人陳述之證明力」，自不宜告訴人之陳述與測謊結果認定被告犯行。
(六) 就同一被告在一次測謊鑑定中，亦有前後不一矛盾而無從判斷情形，如原判決係以上訴人經法務部調查局進行測謊結果，就相關（1）案發時其未作案，而另有他人（2）你是前往尋址（3）你未猥褻被害人等問題，雖無說謊反應；但針對「你所陳述是否為真實？」之問題，竟呈說謊生理反應，此項鑑定結果顯相互矛盾。足見測謊鑑定應非精確，且判斷不易。
三、檢察官或法院依臺灣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囑託專業機關對被告為測謊鑑定，鑑定報告顯示被告對犯罪事實有說謊反應，此鑑定報告有無證據能力討論
甲說：否定說（即無證據能力）。
(一) 測謊原理既在於探究受測人生理反應變化以判定有無說謊，然人之生理反應受外在影響因素甚夥，諸如疾病、高度冷靜的自我抑制、激憤的情緒、受測以外其他事件之影響等，不止於說謊一項，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之關連，亦不能排除刻意自我控制之可能性，是以縱使今日之測謊技術要求對受測者於施測前後均須進行會談，以避免其他因素之干擾，惟科學上仍不能證明此等干擾因此而完全除去之，是以生理反應之變化與有無說謊之間，尚不能認為有絕對之因果關係。
(二) 科學鑑識技術重在「再現性」，亦即一再的檢驗而仍可獲得相同之結果，如指紋、血型、去氧核糖核酸之比對，毒品、化學物質、物理性質之鑑驗等，均可達到此項要求，可在審判上得其確信，至於測謊原則上沒有再現性。蓋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的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與前開指紋比對或毒品鑑驗之情形有異，加之人類有學習及避險之本能，一再的施測亦足使其因學習或環境及過程的熟悉而使其生理反應之變化有所不同，故雖測謊技術亦要求以再測法而以兩次以上之紀錄進行研判，然與現今其他於審判上公認可得接受之科學鑑識技術相較，尚難藉以獲得待證事實之確信。
(三) 測謊技術或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
乙說：肯定說（即有證據能力）。
(一) 臺灣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依該條立法理由說明，所謂「法律有規定者」，係指本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及第206條等規定。
(二) 檢察官或法院依臺灣刑事訴訟法第208條所為之機關鑑定，並依同法第206條出具鑑定之書面報告，即屬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依法自有證據能力。
丙說：折衷說（有條件的承認其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一) 測謊報告，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惟法院應審查其於符合下列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始有證據能力：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受囑託之鑑定機關不僅應將鑑定結果函覆，並應將鑑定經過一併載明於測謊之鑑定報告書中。
(二) 有關測謊報告之證明力：受測者否認犯罪之供述呈現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方可。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陳鴻斌（1998）《測謊證據能力之研究》，司法院研究年報第19輯第11篇。臺北：司法院。
黃富源（1985）《科學偵查的測謊技術：測前會談》，警學叢刊15卷第4期。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黃富源（2007）《司法與犯罪心理學講義》。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2006）《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山田、林東茂（1990）《犯罪學》。臺北：三民書局。
二、英文文獻
Ben-Shakkar, G., Bar-Hillel, M., & Kremnitzer, M.（2002）Trial by polygraph: reconsidering the use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technique in cour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6（5）, 527-541.
Fiedler, K., Schmidt, J., & Stahl, T.（2002）What is the current truth about the polygraph lie detection？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4（4）,313-324.
Hess, U., & Kleck, R. E.（1997/1990）Differentiating emotions elicited and deliberate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In P. Ekman & E. Rosenberg（Eds.）, What the face reveals（pp. 271-288）.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Honts, C. R.（1994）Assessing children’s credibility: Scientific and legal issues in 1994. North Dakota Law Review, 70, 879-903.
Honts, C. R., Kircher, J. C., & Raskin, D. C.（1995）Polygrapher’s dilemma or psychologist’s chimaera: A reply to Furedy’s logico-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psychophysiological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 199-207.
Iacono, W. G., & Lykken, D. T.（1997）The validity of the lie detector: Two surveys of scientific opin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2（3）, 426-433.
Kircher, J. C., & Raskin, D. C.（1992）Polygraph techniques: history, controversies, and prospect. In P. Suedfeld & P. E. Tetlock（Eds.）, Psychology and social policy（pp.295-308）.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Maclaren, V. V.（2001）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4）, 674-683.
Patric, C. J., & Iacono, W. G.（1991） Validity of the control question polygraph test: The problem of sampling bia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2）, 229-238.
Raskin, D. C.（1987）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stimating polygraph accuracy in field applica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19（4）, 389-404.
Raskin, D. C., & Yuille, J. C.（1989） Problems in evaluating interviews of children in sexual abuse cases. In S. J. Ceci, D. F. Ross, & M. P. Toglia（Eds.）, Perspectives on children’s testimony（pp.184-207）. New York: Springer.
Saxe, L., & Ben-Shakkar, G.（1999）Admissibility of polygraph tests：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standards post-Daubert.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5（1）,203-223.
Toglia, Michael P., Read, J. Don., Ross, David F., & Lindsay, R. C. L.（2007）Handbook of eyewitness psychology volume 1 memory for event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范兆興
摘要
測謊編題技術可概分兩大類：「對照問題法」及「緊張高點法」。對照問題法主要利用「犯罪有關問題」與「犯罪無關問題」兩種問題的生理反應比較，來判定嫌犯說謊與否；而緊張高點法則是利用類似選擇題的問卷編題方法，讓知情犯罪細節者才會對關鍵項目（key item）有反應，而不知犯罪細節者不會反應，來判定嫌犯涉案與否。無論是「對照問題法」及「緊張高點法」的編題技術，它們的理論基礎都是建構在「心向」的概念上，Backster（1962）認為「心向」（psychological set）係指一個人的害怕、焦慮及恐懼「轉移」至對其一般福祉、自我防衛有立即且最大危險的處境。他（她）將注意力「轉移」對本身有較麻煩且較具危險的刺激上，藉由感覺器官建立「心向」。
測謊運用臺灣司法審判實務受到相當限制，並非對任何犯罪案件均得測謊，測謊鑑定需具體行為作為測試標的，其結果均可由相關事證來覆驗，至於有無言語恐嚇係屬感官知覺，無法檢驗測謊結果之正確性的情況，即不宜進行測謊。臺灣刑事訴訟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報告祇為形成法院心證的資料，對於法院的審判並無拘束力，故待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職權予以調查，以期發見事實之真相，不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依據。
壹、前言
Hess及Kleck（1997/1990）曾提出四個說謊的標記（markers）：（1）說謊行為中引發自主控制（voluntary control）所產生的標記；（2）心理生理學的（psychophysiological）標記（諸如眨眼、瞳孔擴張）；（3）情緒的標記（indicators of affective states）（例如，罪惡感）；（4）說謊時源於認知需求的標記（markers due to cognitive demands that arise when a deceptive message is being produced.）。
針對說謊所衍生的上述四個標記，陸續發展出許多偵測說謊的技巧，其中，測謊機（polygraphy）是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偵查、審判上普遍被運用的技巧之一。測謊機（polygraphy）是民間的俗稱，正確的學術名稱是「多項記錄儀」（黃富源，2007）。這是心理學研究中最早的設備之一，將生理技巧運用在偵測犯罪嫌疑人於調查階段的行為改變，最早是在19世紀末於義大利進行這樣子的嘗試（Kircher & Raskin,1992）。在測謊機上記錄的生理活動，通常包括皮膚活動、心跳、血壓及呼吸等。
發展至今日，測謊機已經衍生許多的測驗方式：相關與不相關測驗（the Relevant-Irrelevant Test）、控制問題測驗（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犯罪罪惡感測驗（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直接謊言測驗（the Directed Lie Test）等（Toglia et al.,2007）。
貳、測謊基礎理論與測驗方法
一、測謊基本理論介紹
（一） 害怕被偵測理論：生理反應是由於害怕說謊被偵測出來後，會遭受到懲罰或其他不良後果所產生。這些後果包含謊言被偵測出來後的法律責任、失去自由、工作、讓家人難堪、遭受社會大眾的譴責等。
（二） 認知感受：受測者的生理反應來自於對受測者本身有明顯意義的訊息，無關於問題回答時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此測謊人員必須要使受測者在心理上明顯區分出相關問題、控制問題及無關問題（但並非告訴受測者，何者為控制問題，何者為相關問題）；並且在控制問題法（CQT）中試圖平衡相關問題與控制問題。
（三） 操作制約理論：生理反應是因受測者犯罪後的道德、價值聯想所引起的情緒所產生這種情緒是由學習而來，由於個體犯罪後在道德、價值觀相互衝突所引起。
（四） 古典制約理論：生理反應是由於非犯罪感之聯想情緒所產生，如精神創傷（P.T.S.D）等。例如，誠實的強姦被害者，其對相關問題之生理反應，可能由於聯想到被害情節，而非說謊。這類受測者可從其飲食及睡眠狀況方面來探知，因此對某些犯罪被害人，可改變編題方法，來改善這種非犯罪感之聯想情緒所產生之生理反應。如果受測者明顯是精神創傷者，不宜施測。精神創傷者經常是在重複同一行為或動作所引起，但亦可能由單一精神創傷事件產生。
（五） 心理狀態（詮釋控制問題法/ CQT）：受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對他有立即、最大威脅的事件，該事件因而產生受測者的生理反應，此是用來詮釋控制問題法為何有效的根據。
上述之測謊理論在一個測試當中，並非單一發生，有時必須同時用好幾個理論來說明測試；且測謊與情緒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進行測謊之前必須先對受測者實施「測前會談」，此目的係在整頓受測者的心理，與培養施測者、受測者兩者良好互動，以避免無辜受測者無法通過測試。「測前會談」的內涵，如後：
(一) 取得受測者的同意
目前法律上並無當事人須接受測謊的規定，因此測謊之前應得當事人同意，一方面將測謊準確度委由當事人自由處分，另一方面符合目前的法律要件。
(二) 評估受測者之心理及生理穩定性以進行測試
若受測人的生理或心理處於不健全的狀況下，並不宜接受測謊。一般而言，施測者若發現受測者有下列情況，即不適合進行測試：
1. 受測者心理或生理方面疲乏。
2. 受測者情緒上極度沮喪、太過興奮，並不適合進行測試。
3. 已知受測者有服用鎮靜劑、興奮劑、毒癮、精神疾病。
4. 受測者身體上有明顯重大不適、持續性的失能，可能會引起異常的反應。
(三) 客觀評估受測者的人格特質
可經由受測者的溝通型式（如與人溝通上是條理分明的、非情緒化、情緒化或直覺式的）、其口語及非口語行為會顯露其興趣、嗜好、堅定的個人信念，上述的觀察可使施測者有效評估受測者的人格特質。同時，受測者亦會經由觀察施測者的行為暗示（cue）及口語的陳述來發表論點，並決定減弱或增強其回應。
(四) 確保施測中合宜的心理狀態
測謊鑑驗時，施測者總是希望能提供一個結論來供參考，然而，有許多原因會影響具體結論。一般而言，受測者在測試中之心理狀況即是造成不確定結果的常見因素；如受測者在施測過程中呈現較低的壓力水平或生理喚起，施測者必須使用一些步驟來提高受測者的生理喚起，以達到測謊結果之成效。相反的，若受測者在施測過程中呈現較高壓力水平或生理喚起，則施測者必須給予降低，使得測謊所得結果合乎自然常態。
再者，施測者應藉由「測前會談」、「施測過程」來發覺受測者的思考歷程，與他（她）是如何處理這些訊息？Kaplan與Sadock所提到認知模式的基本法則，如下，可以應用測謊時解讀受測者的思考歷程。
1. 有機體靠建構情境的方式來決定他們的行為與感受。也就是說，假如他們把情境解釋具危險性，他們將會有焦慮感並且準備自我保護、逃離。
2. 對於情境中潛在壓力的解讀是種動態、持續的過程，包含持續評估外界情境、個人的應付能力、可能的風險與代價及各種可以運用的策略。當個人評斷其重大利益會有風險時，他們將會傾向對相關的危險、損失採取利己的高選擇性、或自我強化。個體對情境的認知建構係負責對某個特定影響因子的觸發，並啟動或抑制個體反應（如焦慮、罪惡感、羞恥感）；個體會依驅動反應之認知結構內容，來選擇直接面對戰鬥、逃離、退縮。
3. 每個人都有特殊的弱點與敏感度，使自己心理陷於痛苦。這些特定敏感度會由某一類特定的壓力源所觸發，且每個人的壓力源是不盡相同的。
4. 壓力源會損害正常的活動。當重大利益遇有風險時，會啟動原始、利己的認知系統，個人將會有極端的、獨斷的、絕對的、全面性的評斷。接著，他（她）將無法自我控制思考過程、降低有關終止奇特思考強度之能力，並伴隨著降低推理、回憶與注意能力。
5. 個體不同的人格組成，可以說明在面對相同壓力源情況下，其敏感度會有極大的變異。因此，一個較獨立自主的人跟依賴社會的人，他們面對壓力源的反應是不同的。
6. 一個人在面對社會心理性或象徵性以至身體性的威脅時，可能會有相同的反應。因為不管面臨的威脅、挑戰是社會批判或身體攻擊，其所動員「攻擊—逃離—愣住」的反應，涉及相同的認知啟動系統水平。
(五) 告知受測者儀器與測驗的特徵屬性
(六) 對個案事實作深入的分析
對個案事實作深入分析時，儘量讓受測者自己陳述，少講多聽，做非控訴語氣的案情深入回顧。在回顧案情之後，使無辜者了解細節，確信自己並無涉案；使有罪的人，在聽到細節之後，會更加恐懼。
回顧個案事實可以發現受測者無法接受的部分。一些測謊人員會把「測前會談」當成是「帶領受測者走過犯罪過程」，這樣的做法，可以強迫有罪的受測者經歷下列事實：
1. 再度去體驗犯罪。
2. 回答「不是」時係說謊。
3. 把注意力集中在威脅其生活或自由的最大威脅問題上。
就施測者而言，個案事實分析的效益在於自我證實：
1. 施測者提供更好的機會來使用「傾聽」或「觀察」的技巧，用以獲得更多關於受測者的訊息。
2. 誤解、不一致的議題可以獲得解決。
3. 這些訊息可以發展、形成測試中的問題。
(七) 詳細的探討所有即將在施測中被詢問的問題
為避免受測者大腦網狀系統，對突如其來的訊息有所反應而產生圖譜的干擾，施測者在確定受測者完全了解每一個測試問題的涵意，而且對測試問題可以簡單的回答「是」或「不是」，對於測謊結果的準確性有關鍵性影響。因此，回顧討論測試問題，一方面使受測者在測驗上有較活潑的參與感，另一方面可減少不必要的干擾因素。
二、相關與不相關測驗（the Relevant-Irrelevant Test）與控制問題測驗（the Control Question Test）
相關與不相關測驗（簡稱RIT）與控制問題測驗（簡稱CQT），是比較受測者對兩組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都是回答「是」或「不是」。在RIT中，受測者回答中性主題之不相關問題，所引起的生理反應，與回答涉及調查中特定或與控告有關之問題，所引起的生理反應，兩者相互比較。至於相關問題的形式，例如在「你有刺X先生嗎？」這個問題的基本假設，是認為無辜的與有罪的受測者在回答這種相關問題反應不同，對有罪的受測者而言，他們回答相關問題的生理反應，比回答不相關問題的生理反應，要來得較緊張（more intense）；然而，無辜者回答這兩類問題的生理反應則會相等。但Honts研究團隊（1995）則認為，不僅只是有罪的受測者，甚至無關的、講實話的受測者，也知道上述相關問題是與本案相關，而且也會在回答時出現生理反應，而這個反應並非源自說謊，而是出自問題本身具有挑釁性，或是因受測所帶來的緊張不安。如此，RIT可能會產生高比例的偽陽性錯誤（false positive errors），將說實話的無辜者視為有罪者（Honts et al.,1995）。
CQT與上述RIT有關，然而，CQT不同於RIT者，在於是以控制問題進行比較。控制性問題會先在尚未操作測謊機前進行的訪談中（pre-polygraph interview）建立，這些問題都是有意地模糊，並涉及受測者過去生活經驗中，與多數一般人都會犯下但是羞於承認的問題。透過這樣的安排，可以預期受測者回答的「不是」，並不完全都是實情，因此，也會出現生理上的反應（Kircher & Raskin,1992）。而在上述的訪談中，受測者會被告知，犯下正在調查中犯罪案件的行為人，也會犯下控制問題中提及的那些行為（Honts et al.,1995）。控制問題的形式，例如「在你22歲以前，是否曾拿過不屬於你的東西？」控制問題被設計成與相關問題類似，以便促使無辜的嫌疑者對所有問題都會關注，而不是僅注意到相關問題（Raskin et al.,1989）。並預期無辜的受試者，對控制問題的反應，比對相關問題的反應要更為強烈或相等（Kircher & Raskin,1992）。CQT通常至少包含三次重複的控制問題，其中會夾雜幾個不列入評估的問題，每次所重複的問題，則會以不同順序之不同形式呈現（Honts et al.,1995）。
上述的CQT建立在幾個假設上，例如，受測者對控制問題會說謊；對於控制問題所引發的生理反應，小於對案關問題（critical question）的反應；對於重複性問題的反應是相等的；針對特定案件所設計的問題，相互間是可以比較的（Fiedler et al.,2002）。評估的建立，是根據測謊機上的記錄，不包括施測過程裏所出現的行為線索，也不包括與受測者有關的其他訊息（Raskin et al.,1989）。
CQT是目前在犯罪偵查上運用最廣泛的技巧，目的在於排除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嫌疑者，以節省犯罪偵查的成本，所以很顯然地，測謊機是運用在犯罪嫌疑者，而不是目擊證人或是被害人（Toglia et al.,2007）。
三、犯罪罪惡感測驗（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犯罪罪惡感測驗（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簡稱GKT）又稱隱匿知識測驗（the Concealed Knowledge），這個方法是運用來評估嫌犯是否擁有只有犯罪者才會知道的案關知識（Kircher & Raskin,1992）。這個測驗是由一系列的複選題所組成，正確的本案細節也鑲嵌在其中，例如，若發生一件涉及1,500萬元損失的銀行搶案，則控制問題的答案會有1,000萬、1,200萬及1,800萬元。通常受測者被指示對出現的選項回答「不是」，而出現的選項會包括正確的答案。GKT的施測目的不在偵測犯罪，而是在偵測犯罪知識，這個測驗的背後理論基礎，在於反應的調整及習慣性（orienting response and habituation），前者會因為新奇的刺激物、刺激的改變、或具有單獨價值的刺激物等所引發（Toglia et al.,2007）。
相較於CQT，GKT運用得比較少，原因是只有少數的情況適合使用GKT，第一，受試者必須有注意到犯罪現場的這些細節，必且有所記憶；第二，GKT所選擇的細節，又不能洩露出隱藏在背後檢查的意圖（Toglia et al.,2007）。Maclaren（2001）曾列舉四種適合使用GKT的情況：（1）為了發現特定嫌犯是否係具有犯罪知識的刑案調查；（2）證人知道特定的犯罪事實，但是不願意揭露；（3）為了確認私人資訊的安全；（4）為了在幾個有限的選項中，搜尋正確的答案。
參、測謊鑑驗技術研究及信度、效度
一、測謊鑑驗技術研究
針對測謊機的研究，主要是關心它的正確性，即它判讀有罪者（guilty）、無辜者（innocent）的正確性！一般來說，測謊機所產生的錯誤可以分成兩種，即偽陽性錯誤（false positive error）與偽陰性錯誤（false negative error），前者是將無辜者看待為有罪者，後者則是將有罪者看待為無辜者。
有關測謊機效度的資料可以區分為實驗室的研究與實地研究，實驗室研究的優點，是清楚知道受試者誰是說實話或誰說謊，但最大的缺點，在於實驗室的受試者無法與實際生活情形的動機相比擬，因為實際生活中的嫌犯，會比較有動機要通過測謊機的偵測，而實驗室的受試者則只想到通過後可以拿到酬勞。而實地研究的最大問題，在於如何建立真實的標準，區別真實的最好依據似乎仍是嫌犯的完全自白（Raskin,1987），但是自白通常都是實施測謊後才取得，因此區別真實的標準會與測謊的結果相混淆（Toglia et al.,2007）。
二、測謊的實施及影響信、效度的因素
進行測謊，事實上與進行一項標準的實驗程序一樣，必須有著嚴格的控制，以減少測試過程的干擾，提高測謊的準確性。這些嚴格的控制，橫斷面包括了儀器、受測者、施測者與施測情境的標準化；而完整的測謊程序，在縱貫面則包括了四個階段，即資料搜集、測前會談、主測驗和測後會談，但這些過程更需要謹慎操作，才能提高測謊的效度與信度（黃富源，1985）。
影響測謊結果準確性因素有許多，如受測人的人格特質、施測者技術訓練成熟度、受測者所使用抗制措施等，Ney（1988）提出在測謊時引起生理反應的情緒狀態，除了是由於說謊的行為外，亦可能是由其他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當一個人的誠實面臨考驗與威脅時，容易因情緒受到刺激引起生理的變化，像生氣、害怕、羞恥、罪惡感等其他情緒的因素個別或混合的反應。舉例而言，當一位安靜內向且不擅長表達的婦女，在她被告知必須測謊鑑驗以確定是否有竊取老闆的財物，這名先前即已否認涉案的婦女可能，因為自己的誠實品德遭到質疑而產生生氣的情緒狀態，以致在該案情問題上發生生理反應，即使她所說的是實話，無辜者也因此而被判有罪者。
Levey（1988）提出人格特質對測謊（polygraph test）影響的因素，分別有（一）偵訊暗示性（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二）心理疾病、（三）焦慮特質。但是Gudjonsson針對Levey的論點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偵訊暗示性而言，Levey並未針對它是如何影響測謊結果，而且也無任何研究證明它與測謊結果之間的相關性。再者，心理疾病的受測者是否較容易測謊尚有爭議性，而且在真實的案件中情形如何亦不清楚。對焦慮特質部分，有些研究顯示受測者之焦慮特質會影響測謊發生偽陽性及偽陰性的測試結果。
另外，在測謊時受測者常用抗制措施方式有（一）受測者在被問及與犯罪相關問題時，企圖壓抑自身的生理反應，如放鬆（relaxation）、生物回饋法（biofeedback）或心理分散法（mental distraction）等、（二）使用藥物以降低自己的生理反應、（三）刻意增加自己在被問及與案件無關的控制問題（CQT）上的生理訊號強度，如增加手臂肌肉緊張程度。
綜合各種影響測謊的因素，可以歸納為受測者因素、施測者因素及施測因素三項：（一）受測者因素包括人格因素、態度以及受測者採取的反抗方式。（二）施測者因素，施測者的素質與訓練，是影響測謊的最重大因素，也是專家質疑測謊可靠性的重點。因為測謊的施測必須編製問卷、調查資料及嚴謹控制施測過程，而施測結果的解讀，更是一種專業知識。如果施測者不符資格，則施測的信度與效度都將受到強烈質疑。（三）施測因素，例如測謊情境未標準化、測謊室的溫、濕度不合宜、測謊室擺設不當等等（黃富源，1985）。
三、CQT的心理計量品質（Psychometric Qualities of the CQT）
CQT的使用已經超過四十年，最早針對它所進行的效度研究是出現在1970年的早期，Raskin（1987）發現對有罪者及無辜者的正確率，分別有90％及80％。1989 年Raskin及其團隊發表了四個實驗室的研究報告，結論中提到對有罪者及無辜者的正確率，分別有97％及93％。Kircher及Raskin（1992）在檢視一些實驗室研究與實地研究後，發現相當低比例的偽陰性與偽陽性錯誤。在偽陰性錯誤部分，實驗室研究有7％，實地研究有10％；在偽陽性錯誤部分，實驗室研究有13％，實地研究有20％。Patric和Iacono（1991）檢視溫哥華地區過去五年警方所製作的402份CQT報告後，也發現錯誤比例相當低。不過，當這些報告中沒有自白佐證時，則是憑藉著司法調查的證據、物理證據、其他目擊證人等，設法拼湊出事實的原貌，研究發現對無辜者及有罪者的正確率，分別有55％及98％。有罪者的正確率會這麼高，是因為僅有少部分的案件不是憑恃自白來證實，通常只要是受測者真的有罪，那就會呈現出CQT的高正確率結果。CQT的主要問題，在於偽陽性的比率（Toglia et al.,2007）。
最近，Fiedler及其研究團隊（2002）從心理評量的觀點檢視CQT後認為，「現行CQT的實施並不能打著科學的心理學名號」（The current CQT practice is simply not the kind of procedure that should be sold in the name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pp323）。他們注意到沒有人針對CQT的內部前後一致性即標準信度進行過研究。眾所周知者，一個測驗的有效性不能超過它的可信度，然而，CQT所獲致的多種生理反應測量有無符合前後一致的標準，仍然並不明確，我們要問的是，如果這些來自不同的測量發現沒有聚集時怎麼辦？或是如果控制問題無法測量相同的行為？甚至是當控制問題是出乎施測者的直覺，致使CQT的客觀性建立在對結果的解釋，而不是在測驗的建立上！Fiedler及其研究團隊（2002）不同意CQT的決策模式，特別是它的效度方面，CQT對於說謊與心身反應的關聯假設是錯誤的，特別是情緒並沒有與特定的心理反應模式有關聯（Saxe & Ben-Shakkar,1999）。因此，不能推論說謊就會引起反應，進而對於說謊對於控制及相關問題會產生不同生理反應的講法，也是值得懷疑。儘管CQT的效度已多所討論，但Fiedler及其研究團隊（2002）仍舊強調，樣本的偏誤會影響施測結果的解釋，他們認為，對於CQT的評估不能超越50：50的基本線，因為連有罪的認定通常都會遠高於此！
面對上述難題，Honts研究團隊提出以Direct Lie Test（下稱DLT）為解決方案，這種測驗是假設受測者面對「你曾經說謊過嗎」這樣的問題時，會回答「不」，換言之，他們被教導說謊。這樣的問題形式，讓受測者知道施測者的目的，在於想知道受測者說謊時的反應。相較於CQT，這個DLT的優點在於並非讓受測者置身於困窘的局面（藉此引起生理的反應），因此，所有的受測者面對的是相同之直接說謊問題（directed lie question），施測程序較為標準化。況且，DLT較容易操作，Honts研究團隊（1995）認為即使DLT的正確率沒有較高，至少也不會比CQT差（Toglia et al.,2007）。
肆、臺灣審判實務對測謊鑑定之見解
一、證據能力與證明力的疑義
臺灣目前審判實務通說，係全面肯定測謊鑑定報告書具有證據能力。在上述前提下，又有下列的三種類型（陳鴻斌，1998）：
(一) 承認測謊有證據能力，但證明力則由法院認定之，代表性實務見解為臺灣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163號刑事判決（陳鴻斌，1998）。另臺灣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936號刑事判決認為，「該測謊結果，如就有利之供述，經鑑定人分析判斷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依補強性法則，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之佐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職權」，亦足為說明。
(二) 直接採認測謊證據能力及證明力者，代表性實務見解為臺灣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791號刑事判決（陳鴻斌，1998）。近期之臺灣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753號刑事判決認為，「測謊技術既係本於心理學及生理學之理論為基礎，並佐以科學儀器詳實記錄受測者應答時之各項反應，復由專業人員進行問題設計及結果判讀，所得測謊結果自具有相當之可信性。倘測謊人員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雖不能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亦支持這個。
(三) 承認測謊證據有證據能力，但是否認有證明力。代表性實務見解為臺灣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5號刑事判決（陳鴻斌，1998）。
二、臺灣法院審判實務發展出「測謊基礎要件」與「測謊實體要件」
陳鴻斌（1998）認為，測謊證據無法如同DNA比對等，其正確性幾達絕對客觀而得採為主要證據，僅能作為補強證據，也不能以之為認定事實之唯一證據。唯測謊證據雖僅具從屬性，但卻常與主要證據結合發揮證明力，對待證事項具有舉足輕重的效力。因此，建議以「測謊基礎要件」判別測謊有無證據能力，再以「測謊實體要件」判斷有無證明力。這樣的看法，其實與審判實務歷年來發展的看法，不謀而合。
（一）早期審判實務並未針對合乎證據能力的測謊要件進行區分
臺灣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5791號刑事判決，「測謊之鑑驗，係就受測人對相關事項之詢答，對應其神經、呼吸、心跳等反應而判斷，其鑑驗結果有時亦因受測人之生理、心理因素而受影響，該鑑驗結果固可為審判之參考，但非為判斷之唯一及絕對之依據，鑑驗結果是否可採，應由法院斟酌取捨」。
臺灣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3339號刑事判決，「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所供述之真實性，倘受測者愈想壓抑其謊言所產生之情緒，在測謊儀器上會愈產生明顯之情緒波動反應，反之，則無此不實之波動反應。從而測謊鑑定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固得供審判上之參酌，惟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憑據」。
上述判決中，對於測謊的實施過程、要件、可信度等，幾無進行討論。
（二）具有證據能力之測謊要件
臺灣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3928號刑事判決，「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雖不能採為有罪之唯一證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之佐證」，在該判決中提出三項要件：（1）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2）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3）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
其後臺灣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936號刑事判決，「故測謊鑑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障緘默權而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測試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基本上也是持續強化上述三個要件。這樣的觀點，在後續的臺灣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 5038 號及89年台上字第 2010號刑事判決，反覆論述。
三、「測謊基礎要件」與「測謊實體要件」的區分
代表性意見出現在臺灣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3969號判決，「測謊鑑定，形式上須符合測謊基本要件，始得賦予證據能力，且必實質上符合待證事實需求，始生測謊實體價值之判斷而得賦予證明力，如未加區分測謊證據之屬性，即逕認具有證據能力，與證據法則自屬有違」，在這個判決中，認為測謊要具有證據能力，必須符合「測謊基本要件」，而測謊結果具有這些基本要件後，始有進一步究明證明力的餘地。
至於何謂「測謊基本要件」，該判決中繼續闡明表示，「測謊程序形式要件之檢驗，如：須受測人同意配合、依賴施測人員之技術與經驗、測謊儀器須良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須正常等項茍缺其一，即足以動搖測謊整體結構而影響測謊結果之實質」，基本上，不脫受測者因素、施測者因素及施測因素三個範圍，與前揭臺灣最高法院所提出的「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測試之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亦相乎應，不過又另強調必須「測謊儀器」及「受測人身心、意識」的正常。
最後，臺灣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3969號判決以本案之測謊鑑定報告書，「僅記載採控制問題法之鑑定結果，至就受測人受測時是否同意進行測謊及其當時身心狀態、意識如何，施測人是否具備專業訓練資格，施測過程中所採檢測方法與題組暨受測人對題組發問時反應之圖型紀錄，測謊儀器運作情形及施測環境有無干擾等之鑑定經過事項，俱未記載」而認為本案之測謊鑑驗程序之基本要件有瑕疵。
後續臺灣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9號刑事判決，針對該「測謊基本要件」，又補充認為：「測謊常因被測試者之個性、情緒、心理現象及測試地點、方式之不同，而產生誤差，實務上一向認為測謊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況且測謊若視為被告之自白，該自白亦應出於任意性，始可採為認事用法之基礎，第一審對上訴人實施測謊鑑定時，上訴人猶在法院諭命羈押中，其人身自由既遭剝奪，對之實施測謊所得之結果，自不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云云」。雖然本判決提及之「實務上一向認為測謊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意見，與其他臺灣最高法院的判決意見有所不同，但也補充說明測謊鑑定的實施，必須受測者處於人身自由的狀態。
四、目前審判實務上對「測謊基礎要件」的要求
臺灣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282號刑事判決認為：測謊機本身並不能直接對受測者之供述產生正確與否之訊號，而係測謊員依其專業之學識及經驗，就測謊紀錄，予以客觀之分析解讀，至於測謊鑑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二０八條第一項規定，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測謊檢查，受囑託機關就檢查結果，以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檢查結果之書面報告，即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
(一) 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
(二) 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
(三) 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
(四) 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
(五) 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
其後，臺灣最高法院陸續做出幾個有關測謊的判決，都是援引上述的要件，判斷測謊鑑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例如，臺灣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938號刑事判決、93年台上字第 4405 號刑事判決及94年台上字第7135 號刑事判決等。
伍、比較法觀點
美國有關測謊機所得之測謊結果，可否被採用的判例，首推1923年的佛耶案（Frye v. United States），佛耶法則認為，在科學的證據可以為法庭所採證之前，其實施過程必須先為該所屬專業領域所普遍接受（sufficiently established to have gained general acceptance in the particular field to which it belongs）（黃富源，2007）。
Honts（1994）則認為符合道柏特標準（Daubert criteria；Daubert v. Merrel Dow Pharmaceuticals,1993）者才能作為證據，道柏特標準是指：（1）可重驗性（testability）；（2）知道錯誤率（known error rates）；（3）同儕審核及公布（peer review and publication）；（4）普遍被接受（general acceptance），這樣的標準應該也適用在測謊上（Toglia，2007）。
雖然在北美洲、以色列等處，測謊機廣泛地被運用在犯罪偵查，但是卻未被法院採認為證據（Ben-Shakkar et al.,2002;Saxe & Ben-Shakkar,1999）。在德國，測謊機被排除在所有的法定程序外，不得作為證據（Fiedler et al.,2002）。CQT因為有高度爭議，被認為未符合道柏特標準第四項標準。儘管測謊機被普遍接受，但是Iacono及Lykken訪問了幾位心身研究協會（Society of Psychophysiological Research）及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一分會的成員，結果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並不認為CQT有良好的理論基礎，甚至認為它的效度也不能證實，例如可以運用反制策略減低它的效用；也有人認為它不具有道柏特標準的第一項標準，即可重驗性，因為基礎事實及作為前提的基本機率（priori base rates），無法在實地研究中建立。另外，道柏特標準的第三項標準，因為業有許多有關測謊機的文獻發表，似乎有符合；但是，若再以道柏特標準的第二項「知道錯誤率」，來進行檢驗，卻發現相關研究是缺乏的（Toglia，2007）。
表1、佛萊法則與道伯測試法則之比較表
法則名稱 佛萊法則 道伯測試法則
核心內容 1. 佛萊法則所確立的檢驗科學證據容許性之「普遍接受」原則。
2. 適用佛萊法則時，必經的二道步驟(1)界定科學原則或發現的領域範圍。(2)科學原則或發現是否已獲該領域成員普遍接受？ 專家資格證人，得以意見或其他方式作證，但應符合：
(1) 證言係基於足夠的事實或資料。
(2) 證言係依可信的原理與方法所獲得的結果。
(3) 證言確係採用該原理與方法於本案事實。
遭遇困境 1. 科學原則或發現須要獲得該專門領域成員多少比率接受，才達到普遍接受的標準？
2. 批評佛萊法則的人亦認為該規則把法律應決定的問題交給科學家。
3. 使原告擔負不公平的舉證責任。 1. 鑑驗技術或方法誤差率多少可以被接受？發表於什麼期刊才算正式發表？
2. 若將「是否被證實」作為科學證據的必要條件，因為有些理論已經被觀察確認並普遍被接受，但無法以實驗證實（例如進化論），將產生有無容許性之疑義。
另外，GKT似乎符合道柏特標準而可以被法院採用（Ben-shakkar et al.,2002），而Iacono及Lykken（1997）的調查，也反應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GKT似乎符合科學原則。如果要運用地更頻繁，那麼必須在行政管理及程序上進行改變，以符合GKT適用的前提要件。在日本，這樣的改變已經著手進行，並將GKT援用為標準調查工具（Ben-shakkar et al.,2002）。
陸、結論
科技為偵查插上翅膀，智慧仍是偵查的靈魂。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能給偵查插上翅膀，使刑事偵查對犯罪事實之發現能「觀之有形，聽之有聲，查之有據」，但科技之運用更有賴於人類之智慧。臺灣自2003年9月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引進證據排除法則、傳聞法則，並採行交互詰問制度，由於變革非常大。又刑事訴訟乃確定國家對特定人之特定犯罪事實所實行之法定程序，由於現代因人權思想之發達，刑事訴訟之目的，已趨向「發見真實」與「保障人權」之平衡發展，且因法治國思想凝聚而成的「無罪推定」、「罪疑唯利被告」、「不自證己罪」、「正當法律程序」、「正當法律程序」等原則之建立，國家追訴機關必須證明犯罪人之犯罪事實，且須達到已無任何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始足成立犯罪。因此，在整個刑事訴訟之過程中，證據就顯得格外的重要，而成為整個刑事訴訟之核心工作。
一、臺灣法院刑事訴訟程序之測謊運用趨勢
（一）測謊於近年臺灣刑事訴訟實務，逐漸被使用，司法院網頁法學檢索系統之歷年記載，呈逐漸增加情形，且有使用於無證據而有懷疑之輔助偵查作業之情形（如駕車肇事業務過失之人於死，並無目擊者，僅得以對被告測謊為輔助偵查案例，90台上2757）。
（二）被告於審判程序自白犯罪，且有補強證據，足以證明自白之真實性，原則上即無再對被告作測謊的必要；因之，被告於審判外自白後，事後否認或被告自始否認犯罪，但其所述與其他被告、共犯、證人不一致時，始有測謊之情況。
（三）測謊並非僅於審判程序使用，而被使用於警察機關、檢察官之偵查階段，按偵查中犯罪嫌疑人如無自白，雖已知犯罪事實與犯罪嫌疑（此並非證據，如嫌犯曾出入現場被監視器錄影），得否以測謊為偵查工具或前提，遂取得結果後，進一步促使犯罪嫌疑人自白，再依據自白取得其他犯罪嫌疑以外之補強證據、逕以測謊結果作為有罪起述證據之一，不無疑問。
（四）依據犯罪嫌疑人任意性自白，進而取得補強證據之情形，如監聽電話得知買賣槍枝，警察埋伏交易現場查獲嫌犯，但未扣槍彈，嫌疑自白，帶警取出所持槍彈；或持槍殺人後向警自白，通知警方取出藏置槍彈，以上所取得之補強證據，因源自任意性自白，均得為自白之補強證據。但偵查實務上，有運用測謊結果，而為所謂「突破心防」，得到被告自白，進而依自白在取得補強證據案件。因測謊結果實質上並非被告自白，而被告自白，需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證據。
（五）實施測謊因以取得受測者同意為前提，或可認此測謊結果前提為在被告同意下產生，則將之提示予被告辯認或告知測謊結果後，使其坦承犯罪並供述犯行，或可認為與不正方法無涉。但此與帶不承認被告至現場，或提出被害人相片、驗屍報告等，讓被告因而良心發現主動自白之情形，在方式上類似；惟帶被告模擬現場之攝影，實務上認為方式仍待商榷，不宜採為偵查犯罪的常態。
（六）是否作測謊鑑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因「測謊結果，並不能執為認定犯罪事實的直接證據，僅足供為其他證據是否採取之參考，且應否對被告或證人進行測謊，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斟酌之事項，則原審未對被告、證人進行測謊，尚難認有未儘職權查證之違法」。
二、自白與測謊結果之選擇
（一）實務上，常將被告與證人、共同被告囑由同一測謊機關為測謊鑑定，除非測謊機關將此案件，以「受測者」為分案方式，分由不同「施測者」測謊，較能得到客觀的測謊鑑定結果。因為，如以案件為分案方式，將被告與共同被告、證人交由同一施測者作鑑定，則施測者難免會先有綜觀全案預為判斷被告、證人所陳述何者為真，有先入為主之情形。
（二）實務上，認為遇有刑求抗辯，即應列為首要調查重點，先於其他證據調查；但調查方法仍僅稱傳訊製作警訊筆錄「警察」，此外，似無其他有效調查方法。而以測謊僅係了解被告對犯罪事實訊問之情緒與生理反應，非證明自白取得方式。故測謊結果，審判實務認為不能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但並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之佐證，至於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自得依職權自由判斷。
（三）實務上，有對告訴人與被告同為測謊鑑定之案件，該案件被告對否認犯行部分呈說謊反應；告訴人方面，對確認被告其搶奪犯行問句，呈現無說謊反應。但此僅證明告訴人所指訴為真實可採，至於認定被告犯行，實務上認為「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即藉由補強證據之存在，以增強或擔保告訴人陳述之證明力」，自不宜告訴人之陳述與測謊結果認定被告犯行。
(六) 就同一被告在一次測謊鑑定中，亦有前後不一矛盾而無從判斷情形，如原判決係以上訴人經法務部調查局進行測謊結果，就相關（1）案發時其未作案，而另有他人（2）你是前往尋址（3）你未猥褻被害人等問題，雖無說謊反應；但針對「你所陳述是否為真實？」之問題，竟呈說謊生理反應，此項鑑定結果顯相互矛盾。足見測謊鑑定應非精確，且判斷不易。
三、檢察官或法院依臺灣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囑託專業機關對被告為測謊鑑定，鑑定報告顯示被告對犯罪事實有說謊反應，此鑑定報告有無證據能力討論
甲說：否定說（即無證據能力）。
(一) 測謊原理既在於探究受測人生理反應變化以判定有無說謊，然人之生理反應受外在影響因素甚夥，諸如疾病、高度冷靜的自我抑制、激憤的情緒、受測以外其他事件之影響等，不止於說謊一項，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之關連，亦不能排除刻意自我控制之可能性，是以縱使今日之測謊技術要求對受測者於施測前後均須進行會談，以避免其他因素之干擾，惟科學上仍不能證明此等干擾因此而完全除去之，是以生理反應之變化與有無說謊之間，尚不能認為有絕對之因果關係。
(二) 科學鑑識技術重在「再現性」，亦即一再的檢驗而仍可獲得相同之結果，如指紋、血型、去氧核糖核酸之比對，毒品、化學物質、物理性質之鑑驗等，均可達到此項要求，可在審判上得其確信，至於測謊原則上沒有再現性。蓋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的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與前開指紋比對或毒品鑑驗之情形有異，加之人類有學習及避險之本能，一再的施測亦足使其因學習或環境及過程的熟悉而使其生理反應之變化有所不同，故雖測謊技術亦要求以再測法而以兩次以上之紀錄進行研判，然與現今其他於審判上公認可得接受之科學鑑識技術相較，尚難藉以獲得待證事實之確信。
(三) 測謊技術或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
乙說：肯定說（即有證據能力）。
(一) 臺灣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依該條立法理由說明，所謂「法律有規定者」，係指本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及第206條等規定。
(二) 檢察官或法院依臺灣刑事訴訟法第208條所為之機關鑑定，並依同法第206條出具鑑定之書面報告，即屬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依法自有證據能力。
丙說：折衷說（有條件的承認其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一) 測謊報告，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惟法院應審查其於符合下列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始有證據能力：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受囑託之鑑定機關不僅應將鑑定結果函覆，並應將鑑定經過一併載明於測謊之鑑定報告書中。
(二) 有關測謊報告之證明力：受測者否認犯罪之供述呈現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方可。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陳鴻斌（1998）《測謊證據能力之研究》，司法院研究年報第19輯第11篇。臺北：司法院。
黃富源（1985）《科學偵查的測謊技術：測前會談》，警學叢刊15卷第4期。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黃富源（2007）《司法與犯罪心理學講義》。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2006）《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山田、林東茂（1990）《犯罪學》。臺北：三民書局。
二、英文文獻
Ben-Shakkar, G., Bar-Hillel, M., & Kremnitzer, M.（2002）Trial by polygraph: reconsidering the use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technique in cour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6（5）, 527-541.
Fiedler, K., Schmidt, J., & Stahl, T.（2002）What is the current truth about the polygraph lie detection？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4（4）,313-324.
Hess, U., & Kleck, R. E.（1997/1990）Differentiating emotions elicited and deliberate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In P. Ekman & E. Rosenberg（Eds.）, What the face reveals（pp. 271-288）.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Honts, C. R.（1994）Assessing children’s credibility: Scientific and legal issues in 1994. North Dakota Law Review, 70, 879-903.
Honts, C. R., Kircher, J. C., & Raskin, D. C.（1995）Polygrapher’s dilemma or psychologist’s chimaera: A reply to Furedy’s logico-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psychophysiological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 199-207.
Iacono, W. G., & Lykken, D. T.（1997）The validity of the lie detector: Two surveys of scientific opin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2（3）, 426-433.
Kircher, J. C., & Raskin, D. C.（1992）Polygraph techniques: history, controversies, and prospect. In P. Suedfeld & P. E. Tetlock（Eds.）, Psychology and social policy（pp.295-308）.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Maclaren, V. V.（2001）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guilty knowledge tes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4）, 674-683.
Patric, C. J., & Iacono, W. G.（1991） Validity of the control question polygraph test: The problem of sampling bia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6（2）, 229-238.
Raskin, D. C.（1987）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stimating polygraph accuracy in field applica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19（4）, 389-404.
Raskin, D. C., & Yuille, J. C.（1989） Problems in evaluating interviews of children in sexual abuse cases. In S. J. Ceci, D. F. Ross, & M. P. Toglia（Eds.）, Perspectives on children’s testimony（pp.184-207）. New York: Springer.
Saxe, L., & Ben-Shakkar, G.（1999）Admissibility of polygraph tests：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standards post-Daubert.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5（1）,203-223.
Toglia, Michael P., Read, J. Don., Ross, David F., & Lindsay, R. C. L.（2007）Handbook of eyewitness psychology volume 1 memory for event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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